肥胖已被确认与多种疾病风险相关，尤其与至少13种癌症的发生密切相关。随着全球肥胖率不断攀升，如何降低肥胖患者的癌症风险，成为公共卫生领域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近年来，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RAs)作为一种有效的肥胖治疗药物，越来越受到关注。最初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GLP-1RAs已显示出在减重方面的潜力，最新研究还表明其可能对癌症风险产生影响。　　GLP-1RAs与癌症风险的真实世界研究　　为了深入探讨GLP-1RAs与癌症风险之间的关系，来自印第安纳大学的研究团队使用真实世界数据，分析了GLP-1RAs与肥胖成年人14种癌症的相关性。该研究包含近9万名受试者，研究结果于《JAMA·肿瘤学》杂志上发表。　　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　　研究团队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设计，并使用倾向评分匹配方法，以平衡比较组之间的基线特征，模拟随机化过程。数据来源于OneFlorida+真实世界数据库，涵盖了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和阿拉巴马州的电子健康记录。研究对象为肥胖或体重相关合并症患者，排除了活动性恶性肿瘤或妊娠的受试者。　　研究结果：癌症风险显著降低　　研究表明，GLP-1RAs的使用与总体癌症风险的降低密切相关，尤其在子宫内膜癌、卵巢癌和脑膜瘤的发生风险上，分别降低了25%、47%和31%。此外，GLP-1RA使用者的总体癌症风险比(HR)为0.83，相比未使用者，癌症发病率下降了17%。然而，值得注意的是，GLP-1RA使用可能与肾癌风险的增加呈现非显著性趋势。　　特定癌症类型的风险变化　　具体而言，GLP-1RAs使用者在以下癌症类型中表现出较低的风险：　　子宫内膜癌：下降25%　　卵巢癌：下降47% -脑膜瘤：下降31%　　同时，研究还观察到GLP-1RAs使用可能对一些其他癌症类型，如胰腺癌、膀胱癌和乳腺癌，具有风险下降的趋势。　　肾癌风险的非显著性趋势　　尽管GLP-1RA与总体癌症风险的降低相关，但研究还发现，GLP-1RA使用可能与肾癌风险增加有关，尤其是在65岁以下、BMI在27至29.9之间的群体中。尽管这一趋势未达到显著性，但仍值得关注。　　结论：GLP-1RA对肥胖人群的潜在益处　　这一研究是首批使用真实世界数据探讨GLP-1RA对肥胖或超重人群癌症风险影响的研究之一。研究表明，GLP-1RA可能对激素敏感性恶性肿瘤的风险有显著影响，尤其是对子宫内膜癌、卵巢癌和脑膜瘤等类型的癌症。未来，更多的临床数据和研究可能进一步验证GLP-1RA在癌症防治中的潜力，尤其是在癌症高风险人群中的应用。

　　癌症依旧是全球范围内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尽管医学研究不断进展，但癌症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治疗仍充满挑战。随着对细胞生物学的深入探索，科学家们发现，细胞周期的异常调控是癌症发生发展的核心机制之一。尤其是细胞周期蛋白(Cyclin)及其依赖性激酶(CDK)的异常激活，往往会导致细胞无限制分裂，从而推动肿瘤的形成。因此，针对细胞周期通路的药物开发，正逐渐成为癌症治疗的重要研究方向。　　Nature新研究：锁定Cyclin A/B的全新策略　　近日，哈佛医学院团队在《Nature》杂志发表了一项最新成果，题为“Targeting G1–S-checkpoint-compromised cancers with cyclin A/B RxL inhibitors”。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类针对Cyclin A和CyclinB的RxL基序抑制剂，为小细胞肺癌(SCLC)的治疗提供了全新的思路。Cyclin A和Cyclin B在细胞周期调控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能通过与底物蛋白结合来控制细胞分裂进程。然而，在小细胞肺癌等肿瘤类型中，它们常处于异常活化状态，进而引起细胞异常增殖。研究人员认为，若能精确阻断Cyclin A/B的活性，或许可以有效遏制肿瘤的发展。　　巨环肽抑制剂：高选择性与口服优势　　研究团队成功合成了一类具有细胞渗透性和口服生物利用度的巨环肽抑制剂。这些分子能够特异性结合Cyclin A/B的RxL基序，从而阻断其与底物蛋白的相互作用。实验中，研究对象包括多种小细胞肺癌细胞系(如NCI-H69、NCI-H1048)以及正常细胞系(WI-38成纤维细胞)。研究涵盖了细胞增殖检测、流式细胞术、免疫印迹、基因编辑筛选以及动物实验等多种手段，以全面评估其抗肿瘤潜力和安全性。　　结果显示，新型抑制剂(如CIRc-004)能显著抑制癌细胞的增殖，但对正常细胞影响有限，说明其选择性和安全性较高。　　作用机制：双重打击癌细胞　　深入研究表明，CIRc-004通过阻断Cyclin A与E2F1的结合，导致E2F1活性异常升高，从而触发细胞周期停滞和细胞凋亡。同时，该抑制剂还能切断Cyclin B与MYT1的相互作用，进而激活纺锤体组装检查点(SAC)，最终诱导有丝分裂相关的细胞死亡。　　在动物实验中，另一种口服药物CIRc-014在小细胞肺癌患者来源的异种移植(PDX)模型中展现了强大疗效，即便在化疗耐药背景下依旧有效，并且未观察到显著毒性。　　临床前景：难治性癌症的新希望　　该研究的亮点在于：研究人员不仅开发出一种口服、可渗透的抑制剂，而且首次在体内外实验中验证了其对小细胞肺癌的双重抑制作用。这类药物通过同时针对CyclinA和Cyclin B，实现了对肿瘤细胞的精准打击，为未来小细胞肺癌及其他难治性肿瘤的治疗开辟了新的路径。　　总结：新型Cyclin A/B RxL抑制剂展现出极具潜力的抗癌效果，未来有望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为小细胞肺癌患者带来全新的治疗选择，也为细胞周期靶向药物的发展树立了重要里程碑。

　　一项由麦吉尔大学研究团队进行的最新研究表明，用于替代食品包装中双酚A(BPA)的化学物质可能同样存在潜在健康风险。研究结果揭示，许多无BPA包装中的替代化合物可能对人类卵巢细胞产生有害影响，这引发了对该类包装材料安全性及现行法规是否能有效保护消费者的质疑。　　BPA替代物透过包装膜渗入食品　　研究始于2023年，麦吉尔大学的Stéphane Bayen副教授发现，在肉类、鱼类、奶酪等食品包装中价格标签上使用的一些化学物质，如双酚S(BPS)，能够透过塑料包装膜渗入食品。据此，研究团队进一步结合生殖毒理学领域的专业知识，分析这些化学物质在体内可能产生的效应。　　四种常用化学品可能具有潜在毒性　　为评估BPA替代物的影响，研究人员对四种常用化学物质(TGSA、D-8、PF-201和BPS)进行了实验室测试。实验结果显示，人类卵巢细胞在暴露于这些化学物质后，出现脂肪滴积聚，细胞内基因活动也发生显著改变。其中，TGSA和D-8的影响尤为显著，它们可能干扰细胞的生长机制以及DNA修复功能。　　尽管这种实验室环境下的研究无法直接证明其对人体的危害，研究资深作者Bernard Robaire教授强调，这些早期迹象已经足够提供警示：“人体的核心细胞功能受到干扰，说明这些化学物质需要进一步研究。”　　替代物同样可能危害健康　　BPA作为一种常见的激素干扰物，已与生育能力下降、早期发育问题及代谢紊乱等疾病相关联。在加拿大，BPA早已被禁止用于婴儿奶瓶中。然而，研究团队警告，市面上有超过200种双酚类替代物，而多数并未受到严格监管或深入测试。Robaire教授指出：“‘无BPA’标签并不代表完全安全，许多替代物可能同样具备甚至更高的毒性。关键在于，我们应在广泛使用这些化合物之前进行彻底评估，而非等到问题暴露后才亡羊补牢。”　　政府与消费者需采取预防措施　　该研究促使加拿大卫生部将上述四种化学物质列入需进一步研究的清单。与此同时，Robaire教授为普通消费者提供了一些有助于减少潜在风险的建议：　　去掉标签和塑料膜：在储存新鲜食品前，建议移除带有标签的塑料包装膜，尤其是直接接触食品的部分。　　选择上层商品：在购买包装食品时，尽量选择货架堆叠的上层商品，而非底层商品，以避免因重量压力导致化学物渗透的可能性增加。　　补充安全研究迫在眉睫　　这项发表于《毒理科学》的研究表明，“安全的包装材料”仍是个复杂的议题。对于消费者和监管机构而言，加快验证这些BPA替代物可能产生的长期影响是当务之急。未来需要更严格的法规和检测手段，以确保食品包装材料不会对公共健康带来长期危害。　　通过关注食品包装安全，消费者能更好保护自己的健康，但更重要的是，这也为相关机构敲响了警钟——在技术创新和公众安全之间，监管应当优先保障后者。

　　近日，天津医科大学姚智/刘冉团队在细胞生物学顶级期刊《Cell Reports》发表了题为《C19orf12 inhibits mitochondrial function and enhances the antitumor effects of metformin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的研究论文。这项研究揭示了C19orf12基因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的高表达及其与线粒体功能、肿瘤代谢重编程和药物二甲双胍(Metformin)抗肿瘤效应之间的关系，为改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预后提供了新的生物学靶点。　　非小细胞肺癌的挑战：亟需新的治疗策略　　肺癌作为全球癌症相关死亡的首要原因，其中非小细胞肺癌占比超过85%。尽管现代医学在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领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非小细胞肺癌的5年总生存率仍低至21%-31%。因此，开发新的治疗方法一直是科学研究者的重点课题。　　代谢重编程与线粒体：癌症治疗的新靶点　　癌细胞代谢重编程不只局限于瓦伯格效应(即有氧糖酵解)，因为癌细胞在满足能量需求的同时还需要维持氧化还原稳态和生物合成。新的研究表明，线粒体代谢在这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将其作为癌症治疗靶点受到越来越多关注。　　C19orf12基因：高表达与不良预后的关键因素　　C19orf12基因位于人类19号染色体，编码一种跨膜蛋白，与线粒体膜蛋白相关神经退行性疾病(MPAN)中突变密切相关。在MPAN中，该基因突变会导致线粒体缺陷、铁过载和脂质过氧化。然而，C19orf12在癌症进展中的作用尚不清楚。　　天津医科大学团队发现，与神经退行疾病相关的C19orf12基因在非小细胞肺癌中显著高表达，并与患者不良预后及转移潜能增强相关，即C19orf12表达水平升高可能加速肿瘤进展。　　作用机制：影响线粒体呼吸与代谢重编程　　该研究表明，高水平的C19orf12抑制线粒体呼吸功能，并减少通过三羧酸循环(TCA)的代谢葡萄糖的通量。具体而言，C19orf12通过与LRPPRC蛋白相互作用，抑制了其调控功能，从而下调线粒体电子传递链复合物I和IV的基因表达，进一步驱动肿瘤葡萄糖代谢的重编程。　　协同作用：增强二甲双胍的抗肿瘤效应　　研究还发现，C19orf12对二甲双胍的抗肿瘤作用具有协同增强的效果。二甲双胍是一种传统的降糖药，在近年来的研究中表现出对多种癌症的显著抗肿瘤作用。C19orf12通过抑制线粒体呼吸，使非小细胞肺癌细胞对二甲双胍更敏感，显著提升了治疗效果。　　研究核心发现　　C19orf12高表达与预后不良相关：NSCLC患者中的高表达C19orf12可作为预测病情恶化的重要指标。　　调控线粒体功能和代谢重编程：C19orf12与线粒体代谢密切相关，通过调控电子传递链影响葡萄糖代谢。　　协同增强二甲双胍疗效：C19orf12的表达增强了二甲双胍的抗肿瘤作用，在药物敏感性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临床意义：潜在生物标志物与治疗靶点　　研究显示，C19orf12不仅是一种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潜在线粒体代谢调节因子，其表达水平升高还可作为预测二甲双胍治疗效果的关键生物标志物。这一发现揭示了通过靶向线粒体代谢相关基因来改善肿瘤治疗的新潜力。　　未来展望：精准治疗与个性化医学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加深了我们对C19orf12基因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作用机制的理解，并为代谢靶向疗法提供了新的视角。未来，通过进一步开发以C19orf12为标志物的精准治疗策略，有望提高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存活率，改善病情管理和治疗效果，同时推动个性化医学的发展。

　　2025年8月27日，《Nature Medicine》期刊正式发布了徐沪济教授团队的最新研究论文，题为《用于难治性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同种异体CD19靶向T细胞：一项1期试验》。徐沪济教授此次研究成果在国际医学界备受关注，也为其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有效候选人增添重要学术贡献。　　STAR-T细胞：为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探索突破性疗法　　团队此次研究首次将新型通用型T细胞疗法——STAR-T细胞(代号YTS109)应用于5名重症、难治性系统性红斑狼疮(SLE)合并狼疮性肾炎(LN)患者，结果显示该疗法不仅能够诱导免疫重置，还能带来临床缓解，甚至实现肾脏组织结构的修复。这一突破性技术为重症SLE患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治疗选择，具有显著的临床意义。　　攻克传统CAR-T疗法局限：STAR-T细胞技术亮点解析　　近年来，自体CD19靶向的CAR-T细胞疗法在治疗B细胞恶性肿瘤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并被证实在某些自身免疫疾病中具有潜力。然而，由于个性化生产流程复杂、成本高昂以及病毒载体的随机基因组插入可能引发安全风险，其广泛应用仍然存在制约。　　基于这些挑战，研究团队开发了STAR-T细胞(YTS109)，采用低免疫原性同种异体T细胞技术，结合CRISPR-Cas9基因编辑方法，敲除TRAC、PD1、HLA-A、HLA-B和CIITA基因，同时将CD19靶向的合成TCR与抗原受体(STAR)精确插入到TRAC位点，以实现生理性、类似天然TCR的信号转导。这一创新设计显著提高了疗法的安全性及疗效。　　I期临床试验：验证安全性与有效性　　作为多病种队列试验的一部分，该研究中的所有5名重症SLE合并LN患者均接受了详细治疗评估：在淋巴细胞耗竭后，以每千克体重3×10⁶ STAR⁺ T细胞的剂量进行细胞输注。主要终点设定为治疗后的安全性指标以及第3个月时的系统性红斑狼疮应答指数4(SRI-4)。次要终点包括至第6个月时的临床缓解情况与生活质量变化。　　结果显示：　　安全性：YTS109的耐受性良好，仅观察到轻度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未见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　　疗效显著：5例患者均在第3个月时达到SRI-4应答，并持续至第6个月。其中4例患者在第6个月时系统性红斑狼疮疾病活动评分迅速降低(平均值从31.30降至5.35)，仅1名患者在第6个月出现轻度复发。　　肾功能恢复：肾活检证实炎症显著消退，并伴随肾组织结构修复。　　生活质量改善：所有患者的生存质量在治疗后6个月内通过4种独立工具评估均有明显提升。　　STAR-T疗法：重症SLE治疗的新曙光　　根据该研究数据，YTS109表现出良好的安全性，能够有效诱导免疫系统重置，同时带来临床缓解，与既往治疗方案相比取得显著优势。尤其是患者肾脏相关症状及组织结构的恢复，为后续进行进一步研究和推广应用奠定了基础。　　未来展望：基因编辑与精准医学的跨越式发展　　徐沪济团队的研究不仅为重症、难治性SLE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方案，还展示了基因编辑技术在精准医学中的巨大潜力。随着低免疫原性T细胞产品的不断优化，以及STAR设计理念在其他疾病治疗领域的延展，未来有望涌现更多针对自身免疫疾病的创新疗法。　　此次研究成果的正式发布，再次彰显了中国科研团队在细胞疗法及自身免疫疾病领域的全球领先实力。期待STAR-T疗法在未来临床试验中进一步验证，并加快进入国际市场，惠及全球患者。

　　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官网宣布，勃林格殷格翰开发的宗艾替尼片(Zongertinib)正式获批上市。这款药物适用于治疗存在HER2(ERBB2)激活突变且既往接受过至少一种系统治疗的不可切除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成人患者。作为全球首个且当前唯一获批的口服HER2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宗艾替尼为这部分患者带来了重大的治疗突破。　　靶向HER2激活突变：宗艾替尼的创新疗法　　宗艾替尼(研发代号：BI 1810631)凭借独特的分子设计，能够共价结合HER2受体的酪氨酸激酶结构域(TKD)，无论是野生型还是携带外显子20突变的HER2均能被有效靶向。相比于非选择性HER2抑制剂，宗艾替尼因其更高的选择性有望显著提升疗效的同时减少不良反应，从而改善患者耐受性与治疗体验。　　强强联合：勃林格殷格翰深化本土合作　　2024年4月，勃林格殷格翰与中国生物制药达成战略合作，两家企业计划在中国内地共同推进包括宗艾替尼在内的创新肿瘤药物管线的研发与商业化。这种本地化合作模式将有助于加快宗艾替尼在中国的推广，进一步满足国内HER2突变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迫切治疗需求。　　填补治疗空白：HER2阳性NSCLC患者预后差　　数据显示，我国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HER2基因突变的发生率约为2%-4%。这一亚型患者的预后较其他类型更为不理想，其IV期确诊后的中位总生存期(OS)仅有1.6至1.9年，远低于EGFR突变或ALK/ROS1易位的肺癌患者。此外，无进展生存期(PFS)亦相对较短，治疗选择的匮乏进一步限制了预后改善。　　权威数据证实疗效：Beamion LUNG-1研究结果　　宗艾替尼的获批主要基于Ia/Ib期临床试验Beamion LUNG-1的积极结果。在接受宗艾替尼治疗的经治HER2突变患者(队列1，n=75)中，数据显示其客观缓解率(ORR)达到71%，更有7%的患者实现了完全缓解(CR)。疾病控制率(DCR)也高达96%。此外，中位缓解持续时间(DoR)为14.1个月，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达到了12.4个月。　　安全性良好：不良反应可控　　除了疗效显著外，宗艾替尼在安全性方面亦表现优异。研究中由治疗引发不良事件导致的中断率仅2.9%，表明患者对该药耐受性较好。宗艾替尼的综合优势使其成为HER2突变NSCLC患者治疗中的重要选择。　　总结与展望：填补HER2靶向治疗空白　　宗艾替尼的上市为全球首个口服HER2 TKI药物，填补了HER2突变非小细胞肺癌领域的治疗空白。针对我国这一亚型患者的严峻临床需求，宗艾替尼的获批在提供有效治疗选择的同时，也将提升HER2阳性NSCLC患者的长期生存预期。　　勃林格殷格翰与中国生物制药的合作有望进一步推进该药物在中国的商业化进程，为更多患者带来获益。未来，期待宗艾替尼的广泛应用为肺癌治疗领域开创新篇章，同时推动HER2靶向研发的全新突破!

　　近日，京都大学的Yoko Hamazaki教授和助手Yann Pretemer领导的研究团队在胸腺器官发育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他们利用诱导性多能干细胞(iPS细胞)，开发出一种全体外培养系统，能够忠实复制人类胸腺上皮细胞(TEC)的完整发育过程。这项研究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为免疫缺陷疾病的治疗与功能性T细胞的体外制备提供了全新路径。　　胸腺：免疫系统的“训练基地”　　胸腺是人体免疫系统的核心器官之一，通过TEC构建复杂的微环境，指导未成熟的胸腺T细胞分化成能够识别“自我”与“非我”的成熟T细胞：　　皮质TEC(cTEC)负责筛选能够识别外来抗原的T细胞，进行阳性选择;　　髓质TEC(mTEC)则清除可能攻击自身组织的T细胞，完成阴性选择。其中，AIRE蛋白是mTEC实现自我耐受的重要分子。　　然而，TEC的高度异质性以及无法从胚胎中轻易分离的特点，使人类胸腺器官发育研究长期受限。加之原代TEC在体外培养时快速失去关键基因表达(如FOXN1)，传统研究模式面临诸多瓶颈。　　研究突破：利用iPS细胞重现TEC发育全过程　　京都大学研究团队设计了一套严格分步诱导方案，完整再现了TEC在体外的发育：　　定形内胚层(DE)的分化：使用Activin A、CHIR99021引导iPS细胞向定形内胚层分化;　　前肠前段内胚层(AFE)的诱导：通过BMP和TGFβ抑制剂诱导出胸腺及甲状腺共同前体;　　视黄酸(RA)与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8(FGF8)激活：RA精准调控TEC发育的起源基因HOXA3，FGF8则促进咽部结构发育。　　最终，团队在第28天成功诱导出FOXN1⁺TEC前体，其基因表达量接近原代儿科供体TEC的50%，并通过FOXN1-mCherry荧光报告技术实现实时追踪。至第133天，TEC细胞完整分化为两种群体：mCherryhigh群体发育为cTEC，而mCherrylow群体分化为mTEC，甚至形成皮质与髓质分隔的3D空间结构。　　功能验证：iTEC具备完整的免疫“训练”能力　　为了证明iTEC的功能性，研究团队将第37天的mCherry⁺iTEC与来自儿科供体的双阳性(DP)胸腺细胞进行共培养，结果显示：　　iTEC能够将91%的DP细胞诱导为成熟CD4⁺或CD8⁺单阳性(SP)T细胞，其中CD4⁺SP占47%、CD8⁺SP占21%，优于传统MS5-hDLL1细胞系;　　这些SP细胞中初始T细胞比例显著提高，且TCRβ受体库多样性接近供体原代T细胞。　　共培养还促进了iTEC的终末成熟，例如未表达的AIRE基因逐步上调，显现神经样与分泌样TEC细胞组分，帮助T细胞实现精准的自我耐受。　　单细胞RNA测序进一步验证了iTEC与原代胸腺TEC细胞在基因表达谱上的高度一致性。无论是cTEC还是mTEC群体，均匹配儿科供体的不同亚型。　　间质作用：支撑长效FOXN1表达　　研究发现，培养体系中自发出现的间充质样细胞(表达VIM)，通过分泌BMP和FGF因子，稳定支持iTEC微环境。这种“上皮-间质相互作用”是iTEC长达133天持续表达FOXN1并维持功能的关键，而传统原代TEC培养几天内便会丢失FOXN1。　　应用前景：免疫缺陷疾病治疗与胸腺再生　　这项研究不仅填补了人类胸腺发生的研究空白，还展示了iPS细胞诱导技术的广泛应用潜力：　　治疗先天性免疫疾病：如迪乔治综合征患者，可利用自身iPS细胞生成iTEC，在体外生成功能性T细胞，规避免疫排斥风险;　　胸腺损伤修复：针对化疗或衰老引发的胸腺萎缩，通过筛选NF-κB、NOTCH信号调控的药物促进胸腺再生;　　先天性胸腺疾病研究：利用该体系模拟FOXN1突变病理，推动对“裸鼠样”胸腺功能异常的深入探索。　　结论与未来方向：迈向再生免疫医学　　京都大学团队表示，接下来将优化iTEC诱导效率，进一步验证其在临床应用中的可行性。这一突破，为罕见免疫疾病、衰老相关胸腺功能退化及再生医学提供了有力工具，被视为再生免疫医学领域的关键进展。未来，更多免疫缺陷患者或将受益于这一创新技术。

　　传统疫苗的设计往往只针对单一病原体，而随着疫情频发和病毒家族演变，这种“一对一”策略的局限性愈发显现。尤其是β冠状病毒家族中，除了引发新冠的SARS-CoV-2，还有造成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MERS-CoV，以及引发普通感冒的OC43和HKU1，甚至可能出现未来未知的新变种，单一疫苗很难全面应对。这一挑战促使全球科学家重新思考疫苗开发方向，并寻求基于多病原体保护的“通用疫苗”。　　近日，拉霍亚免疫学研究所(LJI)研究助理教授Alba Grifoni博士及其团队在《细胞》(Cell)期刊发表了最新研究，提出开发“通用β冠状病毒疫苗”的关键路径。这项研究不仅展现了技术突破，还为如何应对未来病毒大流行提供了全新思路。　　通用疫苗核心：从保守序列到广泛保护力　　所有β冠状病毒在进化过程中都会保留一些关键片段，这些片段被称为“保守序列”(Conserved Sequences)。这些区域对病毒的复制与生存至关重要，因而极少出现突变。Grifoni团队通过分析免疫表位数据库(IEDB)中200多个冠状病毒表位数据，并结合生物信息学工具，精准锁定了这些病毒的“保守T细胞表位区域”(CTERs)。　　研究发现，尽管CTERs仅占SARS-CoV-2全蛋白组的12%，却广泛存在于重要蛋白上，包括：　　刺突蛋白(S蛋白)：含有4个保守区域。　　核衣壳蛋白(N蛋白)：占据81%的保守序列。　　非结构蛋白nsp12和nsp13：分别占36%和32%。　　相比以往专注于S蛋白的疫苗设计，该研究透露，非S蛋白的CTERs能够引发更强的交叉反应，为通用疫苗研发提供了重要突破。　　验证CTERs的交叉保护效果：实验证据支持　　为了验证CTERs的免疫效力，研究团队招募了29名曾接种新冠疫苗且感染过SARS-CoV-2的成年人(中位年龄36岁)。通过激活诱导标志物(AIM)检测发现：　　CTERs激发的CD4⁺和CD8⁺T细胞不仅能够识别SARS-CoV-2，还能交叉识别其他β冠状病毒。　　对MERS-CoV的交叉反应效果显著优于专注于S蛋白的疫苗。　　对普通感冒冠状病毒OC43与HKU1也能表现出明显反应。　　提升免疫覆盖率：适配更多种族与遗传背景　　进一步研究显示，将CTERs(包括S和非S蛋白片段)的表位与传统S蛋白疫苗结合，可以大幅提升免疫覆盖率：　　HLA覆盖率翻倍：人类白细胞抗原(HLA)是决定人体能否识别疫苗表位的关键分子。覆盖率提升意味着该疫苗可以适配更广泛的人群，减少特定种族或遗传背景疫苗无效的情况。　　简化疫苗设计：提高生产效率与实用性　　简化疫苗结构也是研发的重点。研究团队去除了覆盖率低的CTERs后，发现这不仅不会影响T细胞的免疫原性和交叉反应，还能降低疫苗生产难度，从而提升大规模应用的可行性。　　功能测试：释放关键免疫因子，抑制病毒复制　　通过FluoroSpot实验进一步验证，针对CTERs的T细胞释放干扰素-γ(IFN-γ)，有效抑制病毒复制。研究指出，即使未来新型β冠状病毒无法完全阻断感染，这种疫苗仍能显著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　　“中和抗体很重要，但T细胞在应对病毒变异时更稳定，”Grifoni博士说道，“因为它们能识别病毒的所有关键蛋白，而不仅局限于容易突变的S蛋白。”　　未来拓展：从冠状病毒到其他病毒家族的通用疫苗　　Grifoni团队的研究意义远不局限于冠状病毒。他们已开始将锁定保守T细胞表位的策略推广至其他病毒家族，包括：　　副粘病毒科：如麻疹病毒、尼帕病毒。　　肠道病毒：如引发手足口病的病毒。　　拉沙病毒：能导致出血热的病毒。　　这种方法跨病毒家族的应用有望开发覆盖多种致命疾病的“超级通用疫苗”，为未来大流行应对奠定新的基础。　　总结与展望：重新定义疫苗研发方向　　通用β冠状病毒疫苗的研发标志着疫苗领域“一对一”策略的突破。通过锁定CTERs，研究团队不仅创造了适配更多人群、更具交叉保护力的疫苗设计，还为其他病毒家族的通用疫苗提供了重要启示。未来，随着技术和研究的不断深化，我们或许能迎来覆盖多种致命病毒的“超级疫苗”，从根本上改写人类应对病毒大流行的方式。

　　有些疾病“挑人”的现象早已引起了科学界的注意。例如，男孩在儿时更容易患哮喘，而成年后却反而女性哮喘患者居多;男性患帕金森病的风险更高，而阿尔茨海默病则更偏爱女性。尤为明显的是，自身免疫性疾病对女性的“偏好”程度远超男性，比如女性患多发性硬化的概率是男性的2.5倍，而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病概率更是男性的9倍。那么，为何这些疾病和性别差异息息相关?　　近日，拉霍亚免疫学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表在权威期刊《Science》杂志，这项研究揭示了免疫系统在性别差异中的独特机制，并解释了染色体、性激素以及微生物组如何影响男性和女性的免疫表现。这一发现为精准医学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尤其在癌症免疫治疗领域具有重大意义。　　染色体的“秘密武器”：X染色体的关键角色　　人类的性染色体不仅决定性别，还对免疫系统的功能产生深远影响。女性拥有XX染色体，而男性为XY染色体。X染色体比Y染色体大得多，携带了约800个与免疫相关的基因。　　例如，X染色体上的TLR7基因能够帮助识别病毒感染。女性拥有两条X染色体，相当于天然拥有“备份”，可以更迅速对病毒感染作出反应。这也是为何疫情期间，女性总体在应对新冠病毒上的表现优于男性。然而，这种“双份”优势也带来了“双刃剑”效应：过度活跃的免疫功能会将自身健康作为攻击对象，这使得女性更容易患上例如干燥症、硬皮病等自身免疫性疾病。　　性激素的作用：免疫细胞的“指挥官”　　雌激素和睾酮不仅与生殖功能有关，同时也直接影响免疫系统。身体内的免疫细胞(如T细胞、B细胞)会感受到这些激素的作用，因此男性和女性的免疫反应可能截然不同。　　雌激素的免疫增强作用：雌激素可以让中性粒细胞(抵抗细菌感染的细胞)更快速、更耐久，因此女性对细菌感染的免疫能力较强。　　睾酮的抑制作用：睾酮会抑制皮肤中的一种免疫细胞(ILC2细胞)。这导致男性皮肤的免疫反应相对较弱，这也是男性更容易出现皮肤感染的原因之一。　　在新冠疫情的研究中发现，男性肺部表达更高水平的新冠病毒入侵基因(如ACE2)，同时抗病毒免疫反应相对较弱，这也是男性新冠病情普遍比女性更严重的一个原因。　　因器官而异的免疫差异　　除了荷尔蒙调节外，不同器官的免疫差异在男女之间也表现得尤为显著：　　皮肤：女性皮肤的免疫细胞(如T细胞、树突状细胞)更多，因此抗外界感染能力较强，但更容易出现过敏和炎症。男性皮肤中的这些细胞数量少，感染风险较高。　　脂肪组织：男性易积累内脏脂肪，而女性更倾向于皮下脂肪堆积。内脏脂肪中的Treg免疫细胞在男性体内以稳定血糖为主，而女性的Treg更专注于控制炎症。然而，绝经后雌激素减少导致女性内脏脂肪显著增加，炎症风险也随之上升。　　大脑：男女大脑中的微胶质细胞(抗炎免疫细胞)工作方式不同。实验发现，女性的微胶质移植至男性大脑时，能有效减轻脑损伤，这表明微胶质的性别差异也深刻影响大脑疾病的修复能力。　　微生物组的贡献：性别的“隐藏变量”　　微生物——肠道、皮肤上的菌群，也会随着性别差异发挥独特作用。例如：　　女性肠道里某些有益菌更丰富，有助于调节免疫能力;　　男性皮肤菌群的种类和数量波动较大，有时反而增加了感染风险。　　与此相伴的饮食、化学物质接触和生活习惯，也对免疫系统产生进一步的性别差异影响。　　研究意义：迈向个性化、精准医学　　免疫系统的性别差异为医学研究和治疗提供了新方向。拉霍亚免疫学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指出，这些发现能够帮助改进免疫疗法的精准性。例如，在癌症治疗中，性别差异是导致疗效变化的重要原因，理解这些差异可以帮助制定更个性化的治疗策略。　　担任免疫研究中心主任的Sharma表示：“一刀切的治疗方案不再适用于现代医学，我们必须探索个体免疫系统如何在治疗癌症和其他疾病中发挥作用，以实现真正的精准医疗。”　　未来展望：差异化治疗的蓝图　　科学家们下一步将与更多领域的专家合作，将这些性别差异机制的研究应用到临床。例如：　　针对男女的个性化疫苗开发：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研发更有效的疫苗和免疫疗法。　　改进自身免疫病治疗：降低女性患者的过度免疫反应。　　优化癌症免疫治疗：根据性别调整疗法以提高疗效。　　在未来，无论是预防传染病、治疗慢性疾病还是精准癌症治疗，性别差异都将成为影响医疗决策的重要因素。这些新研究带来的启示必将推动医疗健康迈上新的台阶，为人类健康保驾护航。

　　阿尔茨海默病(AD，Alzheimer's Disease)被称为“记忆小偷”，是全球最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之一。它悄然侵蚀患者的认知能力，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数据显示，全球约有5000万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并且每年新增病例高达1000万。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科学家们从未停止寻找预防和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新方法。　　近日，一项发表在《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杂志上的研究揭开了中肾素(MDK，Midkine)在预防阿尔茨海默病中的作用。这一突破性发现不仅为疾病治疗铺平了道路，还打开了未来药物研发的新窗口。　　中肾素是什么?阿尔茨海默病关键参与者　　中肾素是一种小型多功能生长因子蛋白，广泛存在于胚胎发育过程，参与细胞生长调节，但在癌症中常常过度表达，因而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生物标志物。尽管早期研究显示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体内中肾素水平升高，然而这种蛋白与阿尔茨海默病之间的具体关系却一直未明晰。　　阿尔茨海默病的典型病理特征之一是大脑中淀粉样β蛋白(Aβ，Amyloid-β)的异常积累。一旦Aβ蛋白聚集形成纤维状结构，便会引发神经元损伤及认知功能障碍。因此，阻止Aβ纤维形成和聚集成为科学家研究的重点方向。而此次研究正是深入解析了中肾素如何影响Aβ的纤维形成及其聚集过程。　　机制探索：中肾素如何干预Aβ聚集?　　此次研究运用了荧光测定、圆二色光谱、电子显微镜和核磁共振等现代生物技术，全方位揭示了中肾素与Aβ之间的相互机制。　　对Aβ聚集的抑制作用　　研究显示，中肾素可以显著抑制两种淀粉样β蛋白肽(Aβ40和Aβ42)的纤维形成。通过Thioflavin T荧光传感方法，科学家观察到中肾素明显改变了Aβ的聚集结构。　　进一步的核磁共振分析证实，中肾素在Aβ聚集的两个关键阶段，即延伸阶段和二次成核阶段具备显著的阻断作用。　　研究负责人Junmin Peng博士表示，中肾素与Aβ之间的直接相互作用已被实验证据所证实，这将为阿尔茨海默病病理研究提供有力的支持。　　小鼠实验验证：中肾素的保护作用　　为了更直观地验证中肾素的作用机制，研究团队在阿尔茨海默病小鼠模型中进行了深入实验。　　敲除中肾素基因的小鼠表现出更显著的Aβ积累现象，并伴随小胶质细胞的过度激活。　　小胶质细胞是脑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过度激活会引发严重的神经炎症，而神经炎症正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发展关键。　　实验结果明确说明，中肾素不仅能减少Aβ累积，还能缓解小胶质细胞的过度激活，发挥保护作用。　　研究意义：为阿尔茨海默病研究开辟新路径　　这项研究首次揭示了中肾素在阿尔茨海默病中的双重作用：　　直接影响Aβ聚集机制：中肾素阻断了Aβ纤维的多个聚集阶段，这是延缓疾病进展的关键。　　免疫保护功能：通过减少神经炎症和Aβ累积，中肾素在小鼠模型中展现出显著的神经保护作用。　　未来展望：开发中肾素干预的新药物　　研究团队希望未来能够深入挖掘中肾素与Aβ的相互作用机制，进一步优化其潜在药物价值。特别是利用这种蛋白功能设计的小分子药物，或将成为延缓阿尔茨海默病的重要工具。　　这项研究为科学家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在传统药物开发外，通过调控中肾素等内源蛋白，直接干预淀粉样蛋白的致病过程，创造更有效、更持久的治疗效果。　　总结　　中肾素的发现为阿尔茨海默病的病理研究增添了新的篇章。这项关于中肾素如何干预Aβ聚集、减少炎症反应的研究，为我们对抗这一“记忆小偷”带来了新的希望。随着更多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我们有望在不久的将来看到更安全、更有效的阿尔茨海默病治疗新方案，从而改善全球数千万患者的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