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发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简称 MS)是一种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慢性脱髓鞘疾病，其发病机制复杂，常伴随炎症反复及神经退行性改变。虽然现有的疾病修正治疗(DMTs)能减少复发并延缓病情发展，但对持续性神经退化和局部脑部炎症的控制依然有限。因此，科研人员一直在努力寻找能够阻止疾病进展的新靶点。　　近日，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施福东教授团队在国际权威期刊《Science》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论文题为 “Targeting formyl peptide receptor 1 reduces brain inflammation and neurodegeneration”。研究揭示了甲酰肽受体1(FPR1)在多发性硬化症进展中的关键作用，并发现了一种能够有效阻断其信号通路的小分子拮抗剂 T0080，为多发性硬化症的治疗带来了全新方向。　　FPR1：连接炎症与神经退化的“桥梁”　　在多发性硬化症中，脑部病灶往往伴随着小胶质细胞的活化和增生。这些细胞与外周来源的巨噬细胞协同，引发持续的先天免疫反应，从而推动神经退行性变。研究发现，受损的神经细胞会释放危险信号分子(DAMPs)，其中线粒体来源的甲酰肽(mtFP)尤为关键。　　这些内源性甲酰肽能与主要存在于小胶质细胞和巨噬细胞表面的 FPR1 结合，激活其下游信号通路，导致炎症反应持续放大。研究者指出，FPR1 的过度激活不仅诱导活性氧(ROS)和炎性细胞因子(如 TNF-α)的释放，还破坏了神经轴突结构，加速了髓鞘损伤与神经功能丧失。　　临床样本与动物模型揭示：FPR1 高表达与病情进展密切相关　　团队通过分析多发性硬化症患者脑组织样本发现，在脱髓鞘活动性病变区，FPR1 在小胶质细胞及中枢浸润的巨噬细胞中均显著上调。同时，血液中内源性 N-甲酰化肽水平与患者病情进展呈动态正相关，提示 FPR1 信号可能参与了疾病的持续恶化过程。　　在实验性自身免疫性脑脊髓炎(EAE)小鼠模型中，FPR1 激活可通过 PKC 依赖的信号通路促使小胶质细胞持续释放炎性分子与活性氧，加重神经损伤。与此同时，这些细胞分泌趋化因子 CCL5，吸引髓鞘反应性 CD4+ T 细胞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并促进其释放干扰素 γ(IFN-γ)，形成恶性正反馈回路，使炎症持续活跃。　　T0080：能够穿越血脑屏障的 FPR1 抑制剂　　为寻找能够阻断该通路的有效药物，研究团队利用计算机辅助药物筛选，从数百万种化合物中优化出一款可穿越血脑屏障的 FPR1 小分子拮抗剂——T0080。　　在三种不同的多发性硬化症动物模型中，T0080 均显示出显著疗效。实验结果表明，T0080 不仅能够抑制外周和中枢神经系统的自身免疫反应，还能有效阻止小胶质细胞介导的轴突退变，从而延缓疾病的整体进程。　　研究意义：为多发性硬化症治疗开辟新路径　　该研究首次系统揭示了 FPR1 信号通路在维持慢性神经炎症和推动神经退行性变化中的关键作用。通过药物性阻断 FPR1，可以同时减少脑部炎症反应与神经元损伤，为未来开发多发性硬化症的新型治疗策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天津医科大学施福东教授表示，这一发现不仅加深了人们对多发性硬化症病理机制的理解，也为临床开发 FPR1 靶向药物提供了重要依据。未来，T0080 及类似化合物有望成为减缓多发性硬化症进展、保护神经功能的新型治疗武器。　　总结　　该研究通过从机制到药物的全链条探索，揭示了 FPR1 在神经炎症持续化与退行性病变中的核心作用，并成功验证了 FPR1 抑制剂 T0080 的疗效。这一成果为多发性硬化症及其他神经炎症性疾病的精准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

　　2025年11月5日，赛诺菲(Sanofi)宣布，其创新生物药物——注射用卡拉西珠单抗(商品名：可倍力®)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正式批准。该药可与血浆置换(TPE)及免疫抑制疗法(IST)联合使用，用于治疗获得性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aTTP，也称免疫介导性TTP)的成年患者及12岁以上、体重≥40kg的青少年患者。　　这一批准意味着中国在罕见病临床治疗领域再度取得重要突破，为高风险aTTP患者提供了更精准且更安全的治疗方案。　　aTTP——罕见但极具危险性的血液疾病　　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TTP)是一种急性、进展迅速的血栓性微血管病变，若不及时干预，可能危及生命。该病在全球的年发病率仅为每百万人2~6例，在中国也已被纳入《第二批罕见病目录》。　　其中，免疫介导型TTP(iTTP)约占全部病例的95%，临床常见表现包括血小板骤减、溶血性贫血(MAHA)、意识障碍、头痛及语言障碍等神经系统症状，部分患者还伴有发热和肾功能损伤。由于病情变化迅猛，若治疗延误，死亡风险极高。　　传统疗法局限明显，临床亟需新药突破　　目前，血浆置换联合免疫抑制治疗仍是iTTP的主要治疗策略。然而，临床数据显示，约有20%的患者对现有疗法反应不佳或治疗失败，且复发率高达30%~50%。部分患者在停用血浆置换后数周内病情再度恶化，甚至出现严重并发症。　　因此，开发能够更有效控制疾病进程、减少复发并降低治疗负担的新型药物，一直是医学界关注的重点。　　卡拉西珠单抗：机制创新，疗效更强　　卡拉西珠单抗是一种针对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的单克隆抗体药物，通过阻断vWF与血小板的异常相互作用，从而防止微血栓形成。　　与传统疗法相比，卡拉西珠单抗可在疾病早期就介入治疗，快速改善血小板计数、降低血栓风险，并显著缩短血浆置换周期，减少复发率，为iTTP患者带来了更高的生存机会和更好的生活质量。　　展望未来：创新药物加速惠及罕见病患者　　赛诺菲表示，将持续推进卡拉西珠单抗在中国的临床应用推广，提升医生对aTTP的识别与管理水平，让更多罕见病患者受益于科学创新的力量。　　此次批准不仅体现了中国监管机构对创新疗法的重视，也标志着我国罕见病精准治疗时代的加速到来。

　　2025年9月15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官网公示，民海生物自主研发的Sabin株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Vero细胞)正式获批上市。这款疫苗用于预防由脊髓灰质炎病毒(I型、II型和III型)感染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为脊髓灰质炎的防控提供了新的有效选择。　　疫苗机制：通过刺激免疫系统抵御病毒　　Sabin株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Vero细胞)通过刺激人体免疫系统，产生针对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免疫力，从而预防疾病的发生。该疫苗针对三种类型的脊髓灰质炎病毒(I型、II型和III型)均具有保护作用，是对抗这一急性传染病的重要防控手段。　　注册性III期临床研究展示高效与安全　　民海生物完成了一项针对2月龄健康婴儿的注册性III期临床研究。该试验采用随机、盲态、平行阳性对照的设计，评估了Sabin株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Vero细胞)与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序贯接种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这项研究的成功为疫苗的获批上市提供了强有力的临床数据支持。　　脊髓灰质炎的防控意义　　脊髓灰质炎是一种由脊髓灰质炎病毒感染引发的急性传染病，可导致严重的神经损伤乃至肢体瘫痪。虽然全球范围内脊髓灰质炎的流行得到了大幅控制，但疫苗接种仍是彻底消灭该疾病最关键的措施。Sabin株灭活疫苗的上市，为中国婴幼儿群体提供了更安全、更高效的免疫选择。　　总结　　民海生物的Sabin株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Vero细胞)通过成功开展III期临床试验并获批上市，展现了其对抗脊髓灰质炎的强大潜力。这一疫苗的推出将进一步强化我国脊髓灰质炎的疫苗接种体系，为全面保障儿童健康贡献力量。

　　2025年7月21日，北京科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甲型乙型肝炎联合疫苗倍尔来福®正式取得药品再注册批准通知书。作为目前国内唯一获批的甲乙肝联合疫苗，倍尔来福®重新焕发光彩，彰显其在肝炎防控中的重要性，为公共卫生领域带来了新的希望。　　倍尔来福®：甲乙肝联合疫苗的国产之光　　倍尔来福®结合了甲型肝炎病毒和乙型肝炎病毒的双重保护机制，通过独特配制和先进工艺制备而成。疫苗以甲型肝炎病毒TZ84株接种人胚肺二倍体细胞，并通过病毒培养、灭活和铝剂吸附技术，与经铝剂吸附后的重组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HBsAg)混合制成。这一双重保护疫苗不仅符合高安全性和高免疫效力的要求，还涵盖儿童与成人的不同剂型：　　儿童剂型：适用于1至15岁(含15岁)婴幼儿及少年，特别是无免疫力及存在甲乙肝感染风险的儿童群体。　　成人剂型：适用于16岁以上(含16岁)青少年及成人人群，无论是否有免疫力或感染风险。　　倍尔来福®的创新设计，同时加强甲肝与乙肝抗体水平，为系统性防控甲乙肝提供了全新的解决路径。　　科学研究验证双重保护功效　　1. 接种加强能力显著　　研究表明，接种倍尔来福®可作为甲肝和乙肝疫苗全程接种后的加强接种，有效提升甲肝与乙肝抗体水平，增强免疫防御功能。　　2. 针对未接种群体的双重防护　　对于未接种甲肝疫苗的人群，两剂倍尔来福®即可帮助建立甲肝的防御屏障，并显著提高乙肝抗体水平。　　倍尔来福®的优异性能使其成为甲乙肝防控领域的重要武器，也广受业内专家认可。　　公共卫生意义：护航2030肝炎消除目标　　肝炎仍然是全球范围内危害公共卫生的重要问题，《全球健康部门策略》提出，到2030年实现病毒性肝炎公共卫生危害消除的目标。倍尔来福®作为一种创新联合疫苗，其应用具有显著的公共卫生意义，能够促进甲乙肝免疫接种的全面覆盖。　　在高风险地区尤其是儿童群体中，倍尔来福®可以有效降低甲乙肝感染风险。　　对于尚未完成疫苗接种的成人与青少年，通过倍尔来福®简化防护流程，可以加速推进肝炎控制目标的实现。　　科兴持续布局，推动创新疫苗研发　　倍尔来福®的焕新上市，再次展示了科兴公司在创新疫苗领域的技术优势与研发实力。作为国内生物制品研发的代表性企业，科兴始终致力于为全球抗击传染病做出贡献。通过整合资源、优化技术，科兴已将甲乙肝联合疫苗从研发、生产到临床应用实现了全面突破，为肝炎防控带来了强大的技术支持。　　结语　　倍尔来福®的再次亮相，不仅巩固了其在甲乙肝防护领域的先锋地位，还通过双重保护机制为人们带来了更高效、更便捷的免疫解决方案。随着疫苗的推广与应用，我们有理由期待其为全球抗击病毒性肝炎、提升公共卫生水平做出更多贡献，为健康社会的构建增添动力。

　　肝癌是全球范围内难以攻克的重大健康问题。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2022年全球新发肝癌病例达86万例，其中死亡人数高达78万。尤其是在中国，肝癌常年位列癌症死亡原因的第二位，患者平均五年生存率仅为14%。　　对无法手术切除的早期肝癌患者而言，热消融是临床中的常用治疗方式——通过探针加热肿瘤局部至60-100℃，以高温“烧死”癌细胞。然而，约40%的患者术后仍出现肿瘤复发，癌细胞竟能在亚致死高温区存活并卷土重来。这种现象引发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近日，发表在《Hepatology》上的一项研究揭示了这一复发谜团的核心：一种名为Galectin-1(Gal-1)的关键蛋白似乎充当了癌细胞的“糖保镖”，通过为其提供能量“续命”助其熬过高温。研究发现，联合使用Gal-1抑制剂或能显著增强热消融的疗效，有望成为肝癌治疗的突破口。　　Gal-1：热消融边缘区的抗癌之谜　　非应答患者中Gal-1显著升高　　为了探明肝癌复发的机制，加州大学的研究团队分析了58份早期肝癌穿刺样本，其中包括：　　32例应答者(2年内无病程进展);　　23例非应答者(2年内出现复发)。　　研究通过无偏蛋白质组学技术(MSFragger软件进行蛋白鉴定)，发现非应答患者标本中有一种异常显著的信号——Gal-1蛋白强烈升高!　　进一步的组织检测证实：非应答者的肿瘤组织中，Gal-1阳性细胞数量是应答者的数倍，而健康肝组织中Gal-1几乎不表达。这提示，Gal-1或许是癌细胞抵抗热消融的幕后推手。　　Gal-1如何成为癌细胞的“保镖”?　　模拟亚致死高温区　　为了验证Gal-1的作用，研究团队在体外模拟了热消融边缘“亚致死高温环境”。他们将两种肝癌细胞(SNU449和SNU423)暴露在47℃水浴25分钟(15分钟平衡+10分钟处理)。　　结果显示：　　Gal-1高表达的SNU449细胞死亡率远低于低表达的SNU423细胞;　　同时，SNU449仍能在高温处理后快速增殖，展现强烈的抗性。　　Gal-1为癌细胞“续命供能”　　研究进一步揭示了Gal-1的分子机制：通过调控细胞代谢网络，它为癌细胞提供持续的能量支持。其具体步骤如下：　　拆解“糖仓库”：　　Gal-1与GM1神经节苷脂结合，招募**β-半乳糖苷酶(β-gal)**将GM1水解为半乳糖;　　激活能量链：　　半乳糖通过Leloir途径转化为葡萄糖-6-磷酸，进入糖酵解途径及三羧酸循环(TCA cycle)，最终生成大量ATP。　　分子桥梁调控：　　高温下，Gal-1通过与P-糖蛋白的N端(N-P-gp)形成复合物，同时受**O-糖基化(O-GlcNAcylation)**调节，进一步加速半乳糖代谢并提升细胞能量供应。　　联合抑制剂：进一步提升治疗效果　　细胞和小鼠实验提供积极信号　　为了增强热消融效果，研究团队尝试联合使用Gal-1抑制剂(OTX008)，结果显示：　　细胞实验：　　用OTX008处理后，47℃高温下SNU449细胞死亡率从20%升至60%，同时糖酵解活性显著下降(降低约50%);　　小鼠模型：　　在移植肿瘤的裸鼠中，联合注射OTX008后，肿瘤体积仅为单独热消融组的1/2，且肿瘤内半乳糖代谢物(如半乳糖-1-磷酸)和ATP水平显著降低。　　此外，OTX008已经在晚期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试验中证实其安全性，具有每日皮下注射65mg无严重毒副作用的特点，为临床应用奠定基础。　　Gal-1：多癌种治疗的通用靶点　　研究还指出，Gal-1不仅在肝癌中发挥“护癌”作用，在胰腺癌、肺癌等多个癌种中也同样通过调控代谢或免疫逃逸促进肿瘤发展。这提示，Gal-1抑制剂可能增强其他热消融、放疗及免疫治疗的效果。　　例如，免疫治疗中，Gal-1会通过上调PD-1/PD-L1通路导致耐药，联合Gal-1抑制剂有望克服这一难题，释放免疫疗法潜力。　　总结：精准破局，抗癌新路径　　这项研究首次揭示了肝癌热消融后复发背后的核心机制：Gal-1通过糖代谢为癌细胞提供能量支持，是关键的“护盾”和“雷管”。联合使用Gal-1抑制剂OTX008，有望显著降低热消融复发率，为晚期肝癌患者提供全新治疗选择。　　未来，临床医生或许只需在热消融术前加一步“Gal-1抑制剂静脉注射”，就能让癌细胞失去能源保护，实现从“物理杀伤”到“代谢干预”的精准抗癌新路径。

　　7月18日，国家药监局(NMPA)发布公告，批准武汉禾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重组人白蛋白注射液(水稻)(HY1001，商品名：奥福民)正式上市。该产品用于治疗肝硬化引发的低白蛋白血症(血清白蛋白水平≤30g/L)，是我国首个获批的水稻表达系统白蛋白产品。　　“黄金药物”临床需求旺盛，市场高达300亿级　　白蛋白素有“急救药中的黄金标准”之称，广泛应用于肝病、烧伤、失血性休克、术后恢复等多个危重场景。据统计，2023年国内白蛋白终端销售额高达344亿元，2024年仍保持在300亿元的高位，足见其庞大的临床需求。　　但目前市场上的人血清白蛋白几乎完全依赖血浆提取，而我国血浆采集资源紧张，导致对进口产品的严重依赖。2023年国内批签发中，进口白蛋白占比达60%;到了2024年，这一比例进一步上升至69%，加剧了用药紧张和价格压力。　　水稻也能产出“人用药”?核心技术实现跨界突破　　面对血源短缺和进口依赖的困境，禾元生物提出“用水稻制造白蛋白”的创新解决方案。通过基因工程技术，将编码人白蛋白的基因导入水稻种子，使其在胚乳细胞内合成目标蛋白。这一颠覆式研发路径依托于公司自研的两大技术平台：　　OryzHiExp水稻蛋白表达系统 -OryzPur高效纯化工艺平台　　与传统血浆提取或酵母发酵法相比，该水稻表达方式具有低免疫原性、高安全性、生产成本可控、工艺绿色环保等多重优势，且完全避免血源性病毒传播的潜在风险。　　临床数据表现亮眼：疗效媲美人血白蛋白　　2024年11月公布的Ⅲ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在肝硬化低白蛋白血症患者中，奥福民(HY1001)每日给药剂量为20g，最多可使用14天，其在提升血清白蛋白浓度方面与传统人血浆来源的白蛋白(pHSA)疗效相当，且疗效维持时间也具可比性。　　此外，临床数据显示该产品在安全性方面表现良好，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为患者提供了更安全、更可靠的新治疗选择。　　商业化提速，智能工厂为规模化生产护航　　禾元生物早已布局商业化路径，目前已建设完成年产10吨原液能力(约100万瓶成品)的智能化工厂，并获得国家《药品生产许可证》。此外，公司还在武汉光谷建设7万平方米生产基地，预计2026年投产后，产能将扩展至120吨原液(1200万瓶)。　　同时，禾元生物已与贝达药业签署商业化协议，授予其在约定区域内独家销售权，加快产品市场推广步伐。　　科创板冲刺IPO，募集资金助力扩产　　据禾元生物提交的招股书，公司计划在科创板发行近9000万股，拟募资24亿元，其中“重组人白蛋白产业化基地”是重点投资项目。此次资本动作有望进一步加快其产品的产业化落地和市场覆盖。　　结语：国产替代迈出关键一步，重塑白蛋白供应格局　　奥福民(HY1001)的上市，不仅是禾元生物在生物制造领域的重要成果，也是我国在白蛋白替代路径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它有望缓解当前对人血白蛋白的严重依赖，为临床患者带来更可及、更安全的新型治疗选择，也为我国生物药发展注入全新动力。

　　宫颈癌是全球女性第二大常见恶性肿瘤，严重威胁妇女健康。据WHO统计，2018年全球宫颈癌新发病例数持续攀升，在中国，发病率和死亡率尤其在欠发达地区居高不下。目前，传统疗法如手术、放疗和化疗虽有所优化，但对于晚期或复发性宫颈癌，疗效依旧有限。为此，开发新型治疗方案和药物已成为亟待解决的医学难题。　　近日，江西省肿瘤医院等机构的研究团队在国际知名期刊《Biomolecules and Biomedicine》上发表了一项突破性研究，指出中草药穿心莲提取物“穿心莲内酯(andrographolide)”可能通过抑制血管生成和诱导癌细胞凋亡，有效减缓宫颈癌的生长。　　中草药活性成分在肿瘤领域的探索　　穿心莲内酯是穿心莲中提取的一种活性化合物，具有抗炎、抗肿瘤和抗病毒等作用。近年来，它在抑制多种肿瘤方面的潜力逐渐受到关注。然而，其在宫颈癌治疗中的具体作用和机制尚不完全明确。针对这一问题，研究团队设计了实验，以深入探讨穿心莲内酯的抗宫颈癌机制。　　CAM-PDX模型：可模拟人类肿瘤特性的创新平台　　研究人员采用了一种创新性的实验模型——鸡胚绒毛尿囊膜患者来源异种移植模型(CAM-PDX)。该模型结合了患者来源异种移植(PDX)及鸡胚绒毛尿囊膜(CAM)的优势，能够真实反映肿瘤生长特性，同时具有成本低、实验效率高的特点。　　团队从一名55岁的宫颈鳞状细胞癌(SCC)女性患者中提取肿瘤组织，先移植至裸鼠体内建立PDX模型，随后将组织移植至鸡胚的CAM上，构建完成CAM-PDX模型。　　通过将受试群体分为未处理对照组、顺铂(CDDP)单药组、穿心莲内酯组和联合治疗组，研究人员进行了详细的肿瘤特性分析，包括组织病理学检测、血管生成的评估及相关蛋白水平的测量。　　穿心莲内酯显著抑制肿瘤生长　　研究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穿心莲内酯(剂量为20 mg/kg)显著抑制了肿瘤的血管生成与生长。主要通过减少血管密度、降低关键肿瘤增殖蛋白的表达发挥作用。实验发现，穿心莲内酯能够下调以下关键分子：　　Ki67：肿瘤细胞增殖标志物;　　BCL-2：抗凋亡相关蛋白;　　ERG：与肿瘤血管生成相关基因。　　此外，穿心莲内酯还能够诱导宫颈癌细胞的细胞周期停滞和凋亡。联合顺铂治疗的效果尤为显著，进一步提高了抑制肿瘤生长的效率。　　为宫颈癌治疗开辟新思路　　该研究首次揭示了穿心莲内酯作为潜在宫颈癌治疗药物的作用机制，并借助创新的CAM-PDX模型，为未来药物研究提供了高度仿真的实验平台。这一发现不仅为宫颈癌患者带来了药物开发的新思路，也再度彰显了传统中草药活性成分在现代肿瘤医学中的应用潜力。　　未来方向：深化研究与临床转化　　研究人员强调，尽管穿心莲内酯在实验模型中展示了良好的抗肿瘤作用，但其疗效和安全性需要进一步通过临床试验验证。未来的工作方向包括深入探讨其分子机制以及在人类患者中开展针对性研究，以推动这一中药活性成分尽早实现临床转化。

　　自闭症的广阔图景：为何如此复杂?　　自闭症谱系障碍(ASD)以其极端的异质性和千人千面的特质，为科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ASD并不是单一的疾病状态，而是一个涵盖从轻度社交困难到严重发育迟缓等多种特征的连续体，每位患者都展现出独特的行为、认知能力、伴随疾病和体验。这种高度的差异性不仅困扰着临床医生和家庭，也为科学家破解其生物学机制增添了难度。　　为了尝试理解这些复杂多变的表型差异，科学家们不断探索背后的遗传和生物学基础。近期，一项发表在《Nature Genetics》的研究“Decomposition of phenotypic heterogeneity in autism reveals underlying genetic programs”为我们揭示了自闭症多样性背后的核心秘密。这项研究通过一种“以人为本”的全新计算方法，将自闭症儿童群体分解为四个独特亚型，并发现这些亚型各自对应独特的遗传学和生物学机制。　　自闭症研究的难题：多样性带来的迷雾　　传统医学研究常通过寻找“共性”来研究疾病。然而，在自闭症领域，这种方法却面临困境：某一种基因可能对某些患儿至关重要，但在其他患儿中却完全缺失;某些治疗方案对部分患者有效，却对其他患者无效。这种“一刀切”的方法无法捕捉ASD的复杂性。　　为了迎接这一挑战，科学家尝试“以特征为中心”的方法研究自闭症的单一特征(如社交缺陷或语言障碍)。尽管此举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它割裂了特征间的联系，忽略了它们如何共同塑造自闭症的整体表现。换句话说，这种“特征分离”无法完整描述自闭症的全貌。　　基于此，研究团队提出了一种新的“以人为本”的研究范式，强调将个体作为整体考虑。这种方法试图通过人工算法识别自闭症患者中自然聚集的特征组合，进而揭示其背后隐含的遗传和分子机制。　　破解复杂性：生成性混合模型揭示四大亚型　　为了应对自闭症的异质性，研究团队采用了生成性混合模型(GFMM)这一强大的算法工具。GFMM能够从庞大的数据中自动检测出潜在的“特征组合包”，为自闭症儿童划分出更精准的亚型。　　研究利用SPARK数据库中5,392名儿童的239项详尽表型数据，涵盖其行为、社交能力、情绪状态以及发育里程碑。在分析中，GFMM模型不仅追求分类的数学最优性，还结合了临床意义，最终稳定地将这些儿童划分为四个具有独特特征的亚型：　　中度挑战型(Moderate challenges，占比34%)：表现为核心自闭症特征(如社交沟通和重复行为)上的轻度至中度困难，同时共病较少。一种典型的“谱系代表”。　　广泛影响型(Broadly affected，占比10%)：受广泛且严重的困难困扰，包括明显的社交障碍、重复行为、发育迟缓以及焦虑和情绪问题。其症状组合最为复杂。　　社交/行为型(Social/behavioral，占比37%)：其核心表现是社交沟通困难以及注意力缺陷与行为问题，并无显著发育迟缓。　　混合型ASD伴发育迟缓(Mixed ASD with DD，占比19%)：呈现显著的发育迟缓，如语言晚开、自主行走时间延迟，但在行为问题上的表现轻于广泛影响型。　　四大亚型的意义：亚型间的特质差异　　通过对四个亚型的深入分析，研究进一步发现，这些亚型不仅在表现上截然不同，其生物学基础也呈现独立性：　　症状形态：亚型分布显现出显著的特征组合规律。例如，“社交/行为型”虽然存在严重的行为问题，却无发育迟缓;而“混合型ASD伴DD”则受早期发育问题的深刻影响。　　共病条件：广泛影响型的共病负担(如焦虑和情绪障碍)显著高于其他亚型，而中度挑战型的病理负担最轻。　　诊断年龄：存在发育迟缓的两个亚型(如“混合型ASD伴DD”)的确诊时间显著早于其他群体。　　这些发现表明，自闭症并非单一疾病，而是由多种不同生物学“程序”运行的结果。　　遗传层面的发现：不同亚型有不同的遗传信号　　研究还深入探讨了每个亚型的遗传基础，包括常见遗传变异与罕见遗传变异：　　常见变异：在ADHD多基因风险评分(PGS)上，“社交/行为型”和“广泛影响型”的得分显著升高;这一趋势表明其注意力障碍可能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　　罕见变异：广泛影响型的儿童携带最多且最具破坏性的新生突变(De Novo Variants, DNVs)，可能引发大规模认知和发育损伤。而混合型ASD伴DD的儿童不仅携带更多DNVs，还显示出遗传性罕见基因突变的显著富集。　　发育时间点：另一个关键发现是，基因突变发生的时期决定了临床表型的不同。例如，早期高表达基因的突变通常导致发育迟缓，而后期高表达基因的突变更多与社交和行为问题相关。　　展望未来：精准干预的曙光　　这项研究不仅描绘了自闭症多样性的内在图景，还为未来的个性化干预提供了可能性：　　精准分型诊断：临床医生可依据亚型划分设计分层干预策略，从“社交技能训练”到“早期发育支持”，针对不同亚型采取定制化措施。　　多维遗传咨询：基因分析可以提供更精准的风险预测，为家庭提供早期干预建议。　　新治疗靶点：基于遗传和生物通路的深入挖掘，开发靶向不同亚型的疗法，提高治疗效果。　　结语：科学发现推动理解和包容　　这项开创性研究首次以数据驱动的方式将自闭症内部分为四个明确的亚型，为我们理解ASD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打开了新的大门。对于自闭症个体和家庭而言，这项研究传递了一个重要讯息：他们的独特之处正在被科学所理解和关注，而这种理解是提供精准支持和干预的起点。　　通往ASD个性化医学的道路刚刚开始，而这项研究无疑是其中的里程碑。

　　心力衰竭(简称心衰)是一种常见但日益严峻的心血管疾病。它不仅给患者的身体带来了极大的负担，还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许多人常常感到无缘无故的疲劳、气短甚至水肿，反复住院治疗。然而，3月30日，《Nature Medicine》发布了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揭示了静脉补铁治疗对于心衰患者的巨大益处。该研究通过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验证了缺铁在心衰患者中的普遍性，并证明静脉补铁可以显著改善患者的预后，甚至有望延长生命。　　心衰与缺铁的紧密关系　　许多心衰患者常常同时伴有缺铁，这可能是由于心脏功能不全导致的胃肠吸收障碍或铁代谢紊乱。铁作为血红蛋白的重要成分，直接影响着氧气的运输和能量代谢。缺铁不仅让心脏的供氧能力下降，也会导致心脏肌肉细胞的功能进一步恶化，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导致心衰症状加重。研究数据显示，高达50%的心衰患者同时患有缺铁，补充铁元素成为治疗心衰的重要一环。　　静脉补铁：为心脏注入新活力　　最新的荟萃分析表明，与常规治疗或安慰剂组相比，静脉补铁治疗的患者在全因死亡和心衰住院的风险上显著降低。具体来说，补铁组的全因死亡风险降低了36%，住院风险降低了28%。这些数据为心衰合并缺铁的患者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支持。尤其对于那些因铁不足导致心脏功能恶化的患者，静脉补铁是一种有效的干预手段。　　静脉补铁的额外益处　　除了改善全因死亡和住院风险，静脉补铁还能够显著降低心血管死亡的风险，数据显示心血管死亡的风险降低了31%。这表明，补铁不仅对心脏本身有益，还能减少因心血管事件导致的死亡。静脉补铁还改善了患者的运动能力和整体生活质量，特别是对于那些因心衰症状严重而影响日常生活的患者，静脉补铁成为了一个有效的治疗选择。　　不同类型心衰的疗效分析　　研究还对不同类型的心衰患者进行了分组分析。结果显示，射血分数降低型心衰(HFrEF)患者对静脉补铁的反应更加显著。在这些患者中，补铁治疗的效果比射血分数正常型心衰(HFpEF)患者更为显著。尽管如此，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心衰，只要伴随缺铁，补铁治疗都有潜在的益处。　　安全性和临床应用　　静脉补铁相较于口服铁剂，具有起效快、疗效明确的优点，且不受胃肠道吸收问题的限制。这使得它成为那些无法耐受口服铁剂或效果不佳的患者的最佳选择。尽管如此，任何治疗都存在一定风险，静脉补铁也不例外。少数患者可能会出现过敏反应或轻微的不适，因此在接受治疗前，必须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全面评估。　　哪些患者需要考虑静脉补铁?　　静脉补铁适用于以下几类心衰患者：　　确诊为心力衰竭且伴有缺铁的患者 ：通过血液检测确认缺铁的患者最适合接受此治疗。　　口服铁剂疗效不佳或无法耐受的患者 ：如果口服铁剂引起不适或吸收效果差，静脉补铁是一种更合适的选择。　　症状较重、生活质量受限的患者 ：如果心衰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补铁治疗可能会改善其疲劳和呼吸困难等症状。　　反复住院的患者 ：对于频繁因心衰住院的患者，静脉补铁能显著减少住院次数。　　接受心衰药物治疗的患者 ：如正在使用ARNI类药物的患者，静脉补铁能够有效纠正缺铁状态。　　结语　　静脉补铁为心衰患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治疗思路，尤其是对于那些同时伴有缺铁的患者。铁代谢紊乱被认为是导致心衰预后不良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早期发现并及时补铁，对于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延长生命以及降低住院风险具有重要意义。这项研究成果为心衰患者的治疗开辟了新的方向，标志着心衰治疗领域的重大进步。

　　肝细胞癌(HCC)是全球癌症相关死亡的第三大原因，仅次于肺癌和胃癌。HCC通常与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相关，且一旦被诊断，患者大多数处于疾病的晚期，五年生存率低于50%。近年来，免疫治疗的兴起使得科学家们开始关注肿瘤微环境(TME)在癌症发展中的作用，尽管如此，HCC的免疫逃逸机制仍然复杂且尚未完全明了。　　近日，国际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s》发布了一项新研究，题为“HBV相关肝细胞癌通过长非编码RNA HDAC2-AS2抑制抗肿瘤CD8+ T细胞”，该研究由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科学家们牵头，揭示了长非编码RNA(lncRNA)HDAC2-AS2在肝细胞癌免疫逃逸中的重要作用，为肝癌的治疗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肝细胞癌中的肿瘤微环境与免疫逃逸　　肿瘤微环境是肿瘤细胞生存的“土壤”，包括免疫细胞、细胞外基质以及各种信号分子。在肝细胞癌中，肿瘤细胞通过复杂的机制抑制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从而逃避免疫监视。长非编码RNA(lncRNA)是一类不编码蛋白质的RNA分子，近年来被发现广泛参与肿瘤的发生、发展以及免疫逃逸的调控。尽管如此，lncRNA在肝细胞癌中的具体作用机制尚不清楚。因此，研究人员专门探讨了这些分子在免疫逃逸中的潜在作用。　　　　HDAC2-AS2在肝细胞癌免疫逃逸中的作用　　研究人员首先通过筛选多种HCC细胞系，发现HDAC2-AS2在TGF-β信号通路激活后表达显著上调。TGF-β是一种在肝癌发生和进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细胞因子，HDAC2-AS2的高表达与HCC患者的不良预后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HDAC2-AS2的高表达并不直接影响肿瘤细胞的增殖，研究人员因此推测HDAC2-AS2可能通过其他机制参与肝细胞癌的免疫逃逸。　　进一步的实验揭示，HDAC2-AS2通过细胞外囊泡(EVs)被肿瘤细胞分泌到肿瘤微环境中。这些EVs作为“信息传递者”，将HDAC2-AS2送入肿瘤周围的免疫细胞，尤其是CD8+ T细胞。研究表明，HCC患者血液中的EVs所携带的HDAC2-AS2水平显著高于健康人群，这提示HDAC2-AS2有潜力作为肝癌早期诊断的生物标志物。　　HDAC2-AS2与免疫逃逸的关系　　HDAC2-AS2进入免疫细胞后，会与细胞内的CDK9蛋白结合。CDK9是一种关键的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对T细胞的激活和功能至关重要。HDAC2-AS2与CDK9结合后，导致CDK9蛋白水平下降，进而抑制CD8+ T细胞的抗肿瘤功能，表现为细胞耗竭和凋亡的增加，抗肿瘤活性显著降低。这个发现揭示了HDAC2-AS2在肝细胞癌免疫逃逸中的关键作用。　　HDAC2-AS2与免疫治疗的关联　　此外，研究还发现，肝细胞癌中HDAC2-AS2的高表达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PD-1抗体)治疗的敏感性相关。PD-1是一种免疫检查点蛋白，抑制其活性能够恢复T细胞的抗肿瘤功能。研究显示，HDAC2-AS2可能通过调节CDK9蛋白的作用，间接影响免疫治疗的效果。进一步的单细胞RNA测序技术分析表明，免疫检查点阻断治疗能够增强CD8+ T细胞的功能，这进一步确认了CDK9在肝癌免疫治疗中的重要性。　　未来展望　　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希望能够通过进一步探讨HDAC2-AS2及其相关机制，找到更多有效的免疫治疗策略，为肝癌患者带来更多的生存希望。通过精准治疗，患者有望获得更长的生存期，并提高生活质量。　　总的来说，HDAC2-AS2作为一个新的分子靶点，为肝细胞癌的免疫逃逸机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也为未来的精准治疗开辟了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