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虽已过去高峰，但它的“余波”仍在科学界引起关注。许多准备成为父亲的男性心中可能都有疑问：曾经感染过新冠，会不会影响未来孩子的健康?　　近期，《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发表的一项最新研究——《Paternal SARS-CoV-2 infection impacts sperm small noncoding RNAs and increases anxiety in offspring in a sex-dependent manner》——给出了令人关注的答案。研究显示，父亲在孕前感染新冠病毒，可能通过改变精子中的小分子RNA，影响后代的情绪行为与发育表现。　　父系感染也能“跨代传递”?　　以往研究大多聚焦在母亲孕期感染对胎儿的影响，而这项研究首次从父系角度切入，探讨“爸爸的感染史”是否也会对后代健康产生影响。　　研究团队使用小鼠模型，将适应性SARS-CoV-2毒株(P21)感染成年雄鼠。感染4周后，雄鼠已清除病毒、不具传染性，此时与健康雌鼠交配。研究人员随后系统追踪了两代后代(F1与F2代)的行为特征、生理发育及分子变化。　　结果显示：虽然感染组雄鼠的生殖功能未受显著影响(如睾丸重量、窝仔数、性别比例等均正常)，但后代的行为发生了明显变化。　　F1代后代表现出明显的焦虑样行为　　行为实验结果令人意外。研究发现，来自感染组父鼠的第一代(F1)小鼠在明暗箱实验和旷场实验中，均表现出显著的焦虑样行为——　　在明亮区停留时间更短;　　在中心区域活动减少;　　综合焦虑评分显著升高。　　此外，这种行为变化具有性别差异：雄性后代的焦虑表现更为突出，雌性则相对轻微。　　精子小分子RNA成为“信使”　　为了找出影响的源头，研究团队深入分析了感染组雄鼠的精子分子组成。结果发现，其精子中多种小非编码RNA(sncRNA)表达水平发生显著变化，尤其是：　　4个PIWI相互作用RNA(piRNA)簇明显下调，均与14号染色体上的Clusterin基因相关;　　2种小RNA(miR-3471和pro-TGG-3-1)显著上调。　　这些RNA调控的靶基因主要参与“干细胞多能性调控”与“DNA模板转录”等关键生物学过程，暗示它们可能通过调节胚胎早期发育来影响后代行为。　　进一步实验验证中，研究者将感染组雄鼠的精子RNA显微注射进健康受精卵，结果产生的后代表现出相似的焦虑行为——这直接证明了精子RNA是跨代影响的关键媒介。　　后代海马基因表达改变揭示分子机制　　在F1代小鼠的大脑海马区域(掌管情绪与认知的重要结构)，研究团队检测到明显的基因表达差异。　　雌性后代中有20个差异基因(1个上调，19个下调)，其中包括与应激、焦虑相关的Prl、Igfbp2等;　　雄性后代则有29个基因发生改变，如Vgll3、Dach1表达显著波动。　　这些变化从分子层面揭示了后代焦虑样行为的可能机制。　　跨代效应：影响延续至F2代　　更令人关注的是，这种影响并未止步于第一代。　　在第二代(F2)中，虽然未出现明显的焦虑行为，但发育指标发生改变——　　感染组F2代的窝仔数显著减少;　　雄性幼崽出生第8天体重更高。　　这说明父系感染带来的表观遗传变化具有跨代遗传效应，虽逐渐减弱，但仍可延续。　　科学启示：关注父亲健康的“表观遗传遗产”　　这项研究首次以动物模型的方式，系统揭示了父亲孕前感染新冠病毒可通过精子RNA改变影响后代行为与发育，为理解病毒感染的长期后遗效应提供了新视角。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F1还是F2代，小鼠在认知、社交与免疫反应方面均无显著异常——说明影响主要集中在情绪与发育领域。　　备孕家庭该怎么看?　　这项研究并非要引发焦虑，而是提供科学参考。　　对于经历过新冠感染的育龄男性而言，未来可通过更精准的健康评估与生殖指导，降低潜在风险。　　同时，这一发现也提示公共卫生决策者：在全球超7.78亿感染者中，育龄男性群体的后代健康应被纳入长期监测与研究范围。　　随着人类队列研究的进一步推进，科学家们将更清楚这种表观遗传影响在人类中的具体表现，从而为保障下一代的健康奠定坚实的科学基础。

　　2025年10月14日，中国药品审评中心(CDE)官网更新了关于荣昌生物创新药物——泰它西普的新进展。该药物的新适应症申报已获得优先审评批准，针对原发性免疫球蛋白A(IgA)肾病成人患者，显著降低患者的蛋白尿水平。　　泰它西普为IgA肾病带来新希望　　原发性IgA肾病是一种常见的原发性肾小球疾病，全球范围内发病率逐年上升。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预测，全球IgA肾病患者数量将在2030年达到1016万人，其中中国的患者人数约为237万。这一疾病的主要特点是蛋白尿，若未得到及时有效治疗，30%-40%的患者可能发展为终末期肾病(ESRD)，给患者带来严重的健康负担。　　荣昌生物自主研发的泰它西普作为全球首个BLyS/APRIL双靶点融合蛋白，针对IgA肾病的临床需求，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泰它西普通过抑制B淋巴细胞刺激因子(BLyS)和增殖诱导配体(APRIL)，有效减少免疫球蛋白的异常生成，从源头控制病程发展，减少肾脏免疫炎症反应。　　临床数据支持：泰它西普显著降低蛋白尿　　今年8月，泰它西普治疗IgA肾病的III期临床试验顺利完成，并达到了主要研究终点。试验包括318名成人IgA肾病患者，采用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研究设计，分为A、B两个阶段。A阶段的目标是评估泰它西普治疗前后患者24小时尿蛋白肌酐比值(UPCR)的变化。　　研究结果显示，泰它西普组患者在39周治疗后，24小时UPCR减少了55%(P<0.0001)，且患者耐受性良好，未出现明显不良反应。这一结果证实了泰它西普在减少蛋白尿方面的显著疗效，为IgA肾病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希望。　　免疫球蛋白A肾病的治疗挑战与泰它西普的创新之处　　IgA肾病是一种慢性肾脏疾病，其特征是免疫复合物(主要为免疫球蛋白A)在肾脏沉积，导致肾小管和肾小球损伤。尽管传统治疗手段包括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但由于疗效有限，且存在较高的副作用，临床上急需新的靶向治疗药物。　　泰它西普作为首个双靶点药物，通过同时抑制BLyS和APRIL两种重要免疫因子，有效减少了异常免疫反应，减轻了免疫复合物的沉积，开辟了新的治疗途径。　　泰它西普的多项适应症：加速创新药物的发展　　目前，泰它西普已获得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用于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和重症肌无力等三项适应症。今年9月，泰它西普还获得了第四项新适应症——用于治疗原发性干燥综合征(pSS)的上市申请，成为全球首个在该领域申请上市的生物制药。　　泰它西普的不断适应症扩展，标志着荣昌生物在创新药物研发方面的持续突破，也为国内外患者带来了更为多元的治疗选择。　　小结：未来前景广阔，泰它西普助力IgA肾病治疗　　泰它西普作为全球首个BLyS/APRIL双靶点药物，为治疗IgA肾病等免疫介导性疾病提供了新的武器。其在临床试验中展现的优异疗效和良好安全性，为IgA肾病患者带来了新的治疗希望。随着该药物新适应症的获批，荣昌生物正加速推动创新药物的研发与上市，进一步提升治疗方案的多样性和有效性。

　　2025年9月22日，赛诺菲宣布，美国FDA将对tolebrutinib新药申请(NDA)的审评时限延长了三个月。该药是一种口服、具有脑渗透性的布鲁顿酪氨酸激酶(BTK)抑制剂，用于治疗非复发型继发进展型多发性硬化症(nrSPMS)。此次时限延长来源于审评期间递交的补充分析材料，这些更新资料被FDA认定为重大修订(major amendment)，据此将目标审批日(PDUFA date)延后至2025年12月28日。赛诺菲对此药潜在的积极影响充满信心，并表示将在审查过程中继续与FDA保持密切合作。　　Tolebrutinib：突破性疗法治疗nrSPMS　　Tolebrutinib是首个在nrSPMS领域获得FDA突破性疗法认定的脑渗透性BTK抑制剂。其独特作用机制使其能够直接干预中枢神经系统(CNS)固有免疫过程，减缓患者独立于复发活动的残疾累积，这是目前已批准多发性硬化症药物无法涵盖的显著未满足医疗需求。　　多发性硬化症中的nrSPMS患者　　多发性硬化症(MS)是一种慢性、免疫介导的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患者随着时间推进可能出现不可逆的残疾累积。　　nrSPMS人群特指那些已不再经历复发，但仍处于残疾持续累积状态的MS患者，其症状包括疲劳、认知障碍、步态受损、膀胱功能丧失等，对护理和生活质量造成持久影响。　　对nrSPMS患者来说，现有治疗药物多集中于对外周B细胞和T细胞的调控，而对中枢神经系统内免疫过程干预不足。这为tolebrutinib的开发提供了重要临床意义。　　审评延迟原因及赛诺菲回应　　FDA审评基于HERCULES以及GEMINI 1和2关键III期研究的数据。在审评过程中，赛诺菲向FDA递交了补充分析数据，这些材料被认定为重大修订，促使目标审批日延后至2025年12月28日。赛诺菲表示，并将继续与FDA密切合作，以推动tolebrutinib的审评进展及批准。　　临床研究数据支持：HERCULES与GEMINI试验　　Tolebrutinib的临床支持数据来源于多个III期试验，其中HERCULES研究专注于nrSPMS患者，而GEMINI 1和2涉及复发型多发性硬化症(RMS)患者的治疗。　　HERCULES试验　　设计：全球、双盲、随机试验。　　目标：评估tolebrutinib在nrSPMS患者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作用机制：通过干预CNS免疫过程减缓残疾累积，显著改善患者独立于复发的健康指标。　　GEMINI 1和2试验　　设计：针对RMS患者，评估有效性和安全性。　　结果：数据支持tolebrutinib在复发型多发性硬化症领域的治疗潜力。　　另外，tolebrutinib还在原发进展型多发性硬化症(PPMS)患者中开展III期PERSEUS研究，预计其结果将在2025年下半年公布。　　突破与前景：助力MS治疗领域的下一步　　Tolebrutinib作为赛诺菲布局多发性硬化症领域的重要药物，展现了突破性治疗nrSPMS的潜力。其脑渗透性与干预CNS固有免疫过程的创新机制，使其有望填补现有治疗药物的空白。　　未来，随着FDA审评的推进以及相关临床数据的陆续公布，tolebrutinib可能成为MS治疗领域的重要成员，为患者提供更全面的治疗选择，提高生活质量，减缓病情进展，在全球范围内改善MS患者的临床管理。　　赛诺菲对此药的开发和商业化充满期待，同时打破了针对MS残疾累积治疗的技术瓶颈，为相关免疫性疾病治疗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近日，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公示，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的四款药品，包括乌拉地尔缓释胶囊、盐酸尼卡地平氯化钠注射液、别嘌醇片和盐酸屈他维林注射液，获得了生产批准，并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这标志着石四药在高血压及其他相关疾病治疗领域的进一步拓展。　　乌拉地尔缓释胶囊打破市场垄断　　四款获批产品中，乌拉地尔缓释胶囊尤为引人注目，它成为首个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主要用于高血压的治疗。根据数据，2024年乌拉地尔缓释胶囊的销售额超过4500万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比增长了500%。目前，市场上唯一生产该药品的公司为西安远大德天药业，而石家庄四药的获批将打破这一市场垄断局面，为患者提供更多的选择。　　四大新品丰富产品线　　此次石家庄四药获批的四个药品，不仅在治疗领域上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公司的产品线增添了新的成员。随着这些新药的上市，石四药在高血压和其他相关疾病的治疗领域的竞争力将进一步增强，同时也为中国的高血压患者提供了更多的治疗选择，帮助满足日益增长的治疗需求。　　总结　　石家庄四药此次四个产品的获批，不仅拓宽了其在高血压及相关疾病领域的业务范围，还有效打破了部分药品市场的垄断，为患者提供了更多的治疗选择。这一系列产品的推出，预示着公司在国内外药品市场的影响力将持续增长。

　　靶向蛋白降解 TPD 是一种基于细胞自身蛋白质清除机制的前沿疗法，能够选择性降解致病蛋白，为治疗疑难疾病，如难治性癌症等，提供革命性方案。近日，由Arvinas公司与辉瑞联合开发的潜在“first-in-class”PROTAC药物——vepdegestrant，已向美国FDA提交新药申请(NDA)，旨在治疗特定乳腺癌患者。这一突破不仅可能改写乳腺癌的治疗进程，还预示着TPD疗法即将开启更多领域的临床应用。　　PROTAC技术：突破传统药物局限性　　PROTAC(蛋白水解靶向嵌合体)作为TPD技术的代表之一，凭借其独特机制克服了传统小分子药物对“不可成药”靶点的局限性。这种策略通过利用细胞的蛋白质降解通路，在分子水平选择性作用于致病蛋白，展现出治疗诸多疾病的潜力。　　自其问世以来，科学家们不断拓展TPD技术领域，开发出一系列创新结构分子，包括AUTAC(自噬靶向嵌合小分子)、LYTAC(溶酶体靶向嵌合体)以及RIPTAC(调节诱导接近靶向嵌合体)等。这些新型技术为癌症、神经系统疾病以及其他复杂病症提供了多维治疗方案，极大地增强了TPD疗法的适用范围。　　TPD开发面临多重挑战　　尽管技术前景广阔，但TPD分子的开发并不轻松，其复杂结构引发了从分子合成到靶向优化、生物稳定性及利用率的诸多难题。尤其是对于中小型Biotech企业来说，科学家数量、资金和时间等资源有限，开发流程常受资源掣肘。　　药明康德联席首席执行官杨青博士指出，越来越多新锐企业选择药明康德这样的一体化CRDMO平台，旨在借助平台优势解决研发瓶颈。这种合作模式既使Biotech公司能够集中精力于科学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也帮助他们通过平台的全链条能力加速研发，控制成本，提升效率。　　药明康德：助推TPD技术应用的创新领航者　　作为全球药物研发服务领域的领先企业，药明康德早期便针对TPD技术建立了前瞻性布局。如今已成为与TPD相关公司密切合作的重要平台，截至目前，药明康德已与全球超过150家公司在TPD化合物开发的不同阶段展开合作。据行业数据统计，全球每三家开发TPD候选药物的公司中，就有两家与药明康德合作。　　杨青博士透露，药明康德迄今已成功合成超过188,000种复杂的TPD化合物，其中70余种进入临床前候选药物阶段，10余种已进入后期开发。这些亮眼数据不仅彰显了药明康德前瞻能力，更体现其在促进TPD技术创新方面的成果。　　药明康德的一体化服务案例　　以某Biotech希望合成步骤达24步的复杂TPD分子为例，药明康德凭借其内部无缝衔接的流程快速响应。项目团队通过平行推进流程，实现了两大突破：一方面优化了合成路线，将步骤缩短三分之一，并减少使用昂贵催化剂;另一方面，通过喷雾干燥(SDD)技术成功改良制剂，显著提升了生物利用度。最终，该项目提前两个月完成所需候选药物的生产，为企业快速实现研发里程碑提供了保障。　　推动TPD技术发展的持续动力　　不仅仅是PROTAC，从2020年起，AUTAC、LYTAC、DUBTAC、RIBOTAC等新型分子不断涌现，药明康德的一体化平台始终为这些创新疗法的早期发现与应用提供支持。这些新技术为癌症以及其他疑难疾病的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　　杨青博士表示：“新药研发需要科学突破，也需要高效的合作。药明康德的一体化平台正是通过全面助力药物发现、开发与生产，加速创新转化，让科学惠及患者。”　　结语　　靶向蛋白降解(TPD)技术的崛起正在革新疾病治疗的传统模式，而药明康德的一体化服务模式在其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随着越来越多TPD候选药物的问世，从PROTAC到多个创新分子平台，TPD的应用领域不断扩展，为癌症等疑难疾病的治疗带来了新的曙光。未来，TPD技术或将成为疾病治疗的主流方向，为全球医药行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

　　宫颈癌是全球女性第二大常见恶性肿瘤，严重威胁妇女健康。据WHO统计，2018年全球宫颈癌新发病例数持续攀升，在中国，发病率和死亡率尤其在欠发达地区居高不下。目前，传统疗法如手术、放疗和化疗虽有所优化，但对于晚期或复发性宫颈癌，疗效依旧有限。为此，开发新型治疗方案和药物已成为亟待解决的医学难题。　　近日，江西省肿瘤医院等机构的研究团队在国际知名期刊《Biomolecules and Biomedicine》上发表了一项突破性研究，指出中草药穿心莲提取物“穿心莲内酯(andrographolide)”可能通过抑制血管生成和诱导癌细胞凋亡，有效减缓宫颈癌的生长。　　中草药活性成分在肿瘤领域的探索　　穿心莲内酯是穿心莲中提取的一种活性化合物，具有抗炎、抗肿瘤和抗病毒等作用。近年来，它在抑制多种肿瘤方面的潜力逐渐受到关注。然而，其在宫颈癌治疗中的具体作用和机制尚不完全明确。针对这一问题，研究团队设计了实验，以深入探讨穿心莲内酯的抗宫颈癌机制。　　CAM-PDX模型：可模拟人类肿瘤特性的创新平台　　研究人员采用了一种创新性的实验模型——鸡胚绒毛尿囊膜患者来源异种移植模型(CAM-PDX)。该模型结合了患者来源异种移植(PDX)及鸡胚绒毛尿囊膜(CAM)的优势，能够真实反映肿瘤生长特性，同时具有成本低、实验效率高的特点。　　团队从一名55岁的宫颈鳞状细胞癌(SCC)女性患者中提取肿瘤组织，先移植至裸鼠体内建立PDX模型，随后将组织移植至鸡胚的CAM上，构建完成CAM-PDX模型。　　通过将受试群体分为未处理对照组、顺铂(CDDP)单药组、穿心莲内酯组和联合治疗组，研究人员进行了详细的肿瘤特性分析，包括组织病理学检测、血管生成的评估及相关蛋白水平的测量。　　穿心莲内酯显著抑制肿瘤生长　　研究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穿心莲内酯(剂量为20 mg/kg)显著抑制了肿瘤的血管生成与生长。主要通过减少血管密度、降低关键肿瘤增殖蛋白的表达发挥作用。实验发现，穿心莲内酯能够下调以下关键分子：　　Ki67：肿瘤细胞增殖标志物;　　BCL-2：抗凋亡相关蛋白;　　ERG：与肿瘤血管生成相关基因。　　此外，穿心莲内酯还能够诱导宫颈癌细胞的细胞周期停滞和凋亡。联合顺铂治疗的效果尤为显著，进一步提高了抑制肿瘤生长的效率。　　为宫颈癌治疗开辟新思路　　该研究首次揭示了穿心莲内酯作为潜在宫颈癌治疗药物的作用机制，并借助创新的CAM-PDX模型，为未来药物研究提供了高度仿真的实验平台。这一发现不仅为宫颈癌患者带来了药物开发的新思路，也再度彰显了传统中草药活性成分在现代肿瘤医学中的应用潜力。　　未来方向：深化研究与临床转化　　研究人员强调，尽管穿心莲内酯在实验模型中展示了良好的抗肿瘤作用，但其疗效和安全性需要进一步通过临床试验验证。未来的工作方向包括深入探讨其分子机制以及在人类患者中开展针对性研究，以推动这一中药活性成分尽早实现临床转化。

　　在最新的审批进展中，欧洲药品管理局(EMA)对礼来公司开发的阿尔茨海默病新药Donanemab(商品名Kisunla)作出了否决决定。该药物未能获得上市批准，理由是其对于减缓认知衰退的效果不足以抵消患者可能面临的严重脑部副作用。　　EMA拒绝上市的主要原因　　1. 安全性问题：脑肿胀风险与死亡事件　　EMA拒绝批准Donanemab的核心原因之一是该药物引发的淀粉样蛋白相关影像异常(ARIA)。临床数据显示，接受Donanemab治疗的患者中，有36.8%的人出现ARIA现象(包括脑肿胀和出血)，而安慰剂组仅为14.9%。尤其有1.6%的患者出现了严重ARIA反应，且3例死亡事件明确归因于ARIA引发的并发症。　　尽管在美国FDA和中国NMPA等其他地区，监管机构同样关注ARIA风险，但认为Donanemab能显著延缓认知衰退(35%)，因此决定批准其上市，并且加以警告和严格的监控要求。相比之下，EMA则更倾向于关注药物的风险控制，认为现有数据不足以支持其广泛使用。　　2. 疗效存在争议　　Donanemab在临床试验中的疗效显示，早期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认知衰退有所延缓，约为35%(在低/中Tau水平组别)。但整体数据仅显示22%的减缓(iADRS评分差异为2.9分)。一些次要评估指标(如CDR-SB评分)未能达到预设的临床效果阈值，限制了该药物的实际临床意义。　　对于药物的疗效，EMA持谨慎态度，认为尽管其能够延缓认知衰退，但实际对患者生活质量的改善程度有限，特别是在高风险群体中(例如APOE4基因携带者)，ARIA的发生率较高，可能会削弱药物的潜在益处。　　3. 试验设计的科学问题　　Donanemab的临床试验设计中，患者在通过PET扫描确认清除大脑淀粉样斑块后，便会转为接受安慰剂治疗。EMA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这种“动态停药”的机制可能会影响长期疗效的评估，并且一旦停止治疗，斑块可能会重新积累，影响药物的持续效益。　　此外，试验还排除了Tau蛋白水平极低的患者，而这类患者可能处于阿尔茨海默症的早期阶段。EMA认为，这一设计可能使得药物适应症的界定不够明确，影响了对药物的全面评价。　　否决决定的全球影响　　1. 其他地区的使用现状　　目前，Donanemab已经获得美国、中国、日本等国家的批准，并在这些市场投入使用。然而，药物的实际应用仍受到高昂价格(美国年费用约3.2万美元)和严格监测要求的限制。例如，在英国，尽管该药物已获批准上市，但因费用问题，国家卫生服务体系(NHS)未将其纳入医保范围，患者需自费购买。　　临床医生普遍对该药物持谨慎态度，更多倾向于选择安全性较高的同类药物(如Leqembi)，或者对患者进行严格筛选，以降低ARIA风险，确保治疗的安全性。　　2. EMA否决的连锁反应　　虽然EMA的决定不会直接影响其他国家的批准，但这一拒绝可能会促使一些国家重新审视该药物的安全性。例如，英国国家健康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ICE)此前曾因安全性问题拒绝Leqembi和Donanemab的医保覆盖，EMA的立场可能影响其他国家对药物的进一步评价和批准。　　此外，礼来公司可能会通过补充长期安全性数据或调整药物使用方案，重新向EMA申请批准。　　3. 患者需求与学界观点　　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群体对Donanemab的期望极高，EMA的拒绝决定引发了一些患者组织的强烈反应。比如，Alzheimer Europe等组织批评该决定忽视了早期治疗对患者及其家庭的意义，认为药物的上市对于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至关重要。　　在学术界，针对药物疗效和安全性的争议依旧存在。一部分专家支持EMA的审慎态度，认为淀粉样蛋白假说尚未得到充分验证，而Donanemab可能会加速脑萎缩。然而，也有学者认为，清除淀粉样斑块是修改疾病进程的关键步骤，ARIA等副作用在可控范围内。　　未来展望　　1. 长期安全性与真实世界数据　　为了更好地评估Donanemab的安全性和疗效，上市后进行长期监测将是必不可少的。这包括对ARIA与死亡率的进一步跟踪研究，以及药物在实际临床环境中的效果评估。　　2. 个体化治疗与精准筛选　　为了降低风险并提高疗效，未来的治疗策略可以更加注重个体化治疗，结合基因检测(如APOE4基因筛查)和Tau蛋白水平分层，精准确定药物的适应人群。　　3. 降低价格与提高药物可及性　　考虑到Donanemab的高昂价格，未来可能需要通过降低治疗费用并与医保进行谈判，以确保更多患者能够负担得起该药物，从而平衡创新药物的经济负担和广泛使用的需求。　　总之，虽然Donanemab在欧洲遭遇了审批上的挫折，但它在全球其他地区的批准显示了它在阿尔茨海默症治疗领域的重要突破。未来，随着更多临床数据的积累和安全性评估的深入，Donanemab可能会为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在病毒或癌细胞侵入人体时，免疫系统会快速响应，其中I型干扰素(IFN-I)是重要的防御武器。尽管所有细胞都能产生一定量的IFN-I，但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pDCs)因其在病原感染初期迅速产生大量IFN-I而被称为免疫系统的“超级战士”。然而，这些细胞在感染后期和肿瘤环境中的IFN-I生产能力却会急剧下降。近日，一项发表于《Nature Communications》的研究揭示，代谢不足，特别是乳酸脱氢酶B(LDHB)的下调，是这一现象的关键原因。　　pDCs为何在感染后期停止产生IFN-I?　　长期以来，科学家们对pDCs在感染初期的强烈IFN-I反应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对于为何这些细胞在后期停止产生IFN-I一直缺乏了解。要解决这一问题，对于改善免疫反应、开发抗感染和抗癌疗法至关重要。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等机构的研究团队发现，pDCs的IFN-I生产能力受到代谢不足的显著影响，特别是LDHB的下调。LDHB是体内重要的代谢酶，对能量生成和细胞功能至关重要。研究显示，LDHB在pDCs的IFN-I生产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其缺失会显著降低pDCs应对病毒的能力。　　LDHB的缺失影响IFN-I生产能力　　通过对小鼠的实验，研究者发现感染初期，pDCs能够迅速产生大量的IFN-I，但随着时间的推移，IFN-I的生产能力逐渐下降。进一步的转录组学分析表明，与代谢相关的基因在pDCs功能抑制中发生了显著变化，尤其是LDHB的表达显著下降。LDHB的缺乏不仅影响了pDCs的IFN-I生产，还损害了其代谢功能。　　基因编辑技术揭示，LDHB缺失的小鼠在感染后表现出病毒控制能力的显著下降，恢复LDHB的表达后，小鼠的pDCs功能得到了改善。这一发现表明，恢复LDHB表达可能是增强pDCs功能的有效途径。　　新疗法的潜力：调节代谢途径提升免疫反应　　这一研究为开发新的治疗策略提供了潜在的理论基础。通过调节LDHB或其他代谢途径，研究者或许能够增强pDCs的IFN-I生产能力，从而提高机体对病毒和癌症的抵抗力。此外，这种方法也可能有助于减少自身免疫疾病中的病理性IFN-I产生，缓解相关症状。　　pDCs：免疫系统中的“超级战士”　　pDCs在抗病毒和抗肿瘤免疫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研究者认为，通过调节其代谢功能，能够让这些“超级战士”在未来的治疗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仅在抵御感染和癌症方面，甚至在缓解自身免疫疾病中的病理反应方面，pDCs的代谢调节也可能提供新的治疗思路。　　总结　　这项研究首次揭示了pDCs在感染后期功能衰退的代谢机制，特别是LDHB的关键作用。通过恢复LDHB的表达，科学家们或许能激发pDCs的强大免疫反应，增强抗病毒与抗癌的能力，同时为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提供新的方法。此项发现为免疫疗法的未来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在近期的香山科学会议上，关于脑重大疾病的学术讨论引起了广泛关注。与会的专家指出，神经元损伤或死亡是导致多种脑疾病的主要原因，如脑损伤、脊髓损伤、视神经损伤以及阿尔茨海默病等，这些疾病给全球健康带来了巨大压力。中国科学院院士、暨南大学粤港澳中枢神经再生研究院院长苏国辉强调，尽管这些脑疾病的病因、损伤机制和临床表现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涉及神经元、轴突和神经环路的损伤以及再生和功能修复。因此，需要多学科合作，推动基础研究与临床治疗的融合，攻克这一全球性挑战。　　脑重大疾病成为全球公共卫生挑战　　根据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2024年发布的数据，全球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人数已达34亿人，其中中国的患者数量超过3亿人。庞大的患者群体凸显了脑重大疾病已成为全球健康领域亟待解决的难题。在此背景下，香山科学会议于3月18日至19日举办了以“脑重大疾病的核心科学问题突破与临床应用”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聚焦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治疗和研究进展。　　创新疗法蓄势待发：神经元再生的前景　　“神经系统控制着人类的一切活动。”苏国辉指出，面对脑重大疾病，传统的治疗手段多局限于症状的管理，难以实现神经功能的根本修复。然而，近年来，关于成年哺乳类动物中神经元再生的研究突破，使得中枢神经再生从理论走向临床转化，为治疗不可逆损伤提供了新的希望。　　特别是我国科学家提出的“神经元替代治疗”范式，为解决神经损伤的治疗瓶颈开辟了新的路径。通过用新生的功能性神经元替代死亡的神经元，科学家们希望能够恢复受损神经的功能。　　研究突破：内源性神经元再生的潜力　　“最新的研究发现，成年哺乳动物的海马体等脑区依然保留神经前体细胞，这些细胞能够分化为新的神经元。”周毅研究员表示，这一发现为治疗脑疾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科学家们发现，在阿尔茨海默病和脑卒中患者的大脑中，仍然存在低水平的神经发生现象，这表明通过激活内源性神经元再生，或许能够恢复部分受损脑功能。　　在小鼠模型中，科学家发现，特定脑区的神经元能够通过激活原有的神经网络，改善记忆、认知和情绪等高级脑功能。这一成果为治疗衰老、阿尔茨海默病及脑卒中等疾病提供了新的希望。　　新思路：神经营养因子促进脑卒中修复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陈亮教授及其团队提出了一种新型治疗策略：将神经营养因子bFGF加载到壳聚糖凝胶上，并将其注入脑卒中患者的卒中腔内。这种凝胶能够在卒中腔内长期停留并持续释放bFGF，有效改善局部微环境，促进血管新生和神经元再生。陈亮教授表示，这一研究成果已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未来可能为脑卒中的临床治疗带来突破性进展。　　医工结合推动脑疾病治疗进展　　“中枢神经系统的损伤修复已成为国际科研的重点。”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校长李校堃指出，通过人工生物支架搭载干细胞或神经营养因子，重建受损的神经微环境，促进神经再生是修复脑损伤的前景策略之一。　　随着影像学技术和电生理技术的创新，动态监测脑神经环路的变化成为可能，这些新技术为神经修复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范先群院士认为，脑重大疾病的研究需要跨学科合作，尤其是在脑创伤、脑卒中、视神经损伤及脊髓损伤等领域，通过基础研究、医学工程和临床转化的紧密结合，推动脑疾病的研究和治疗。　　技术创新：影像学手段助力脑疾病治疗　　李瑶教授介绍了他们团队研发的新型磁共振3D波谱成像技术，这项技术能够在10分钟内采集全脑的代谢物分子数据，为脑重大疾病的治疗效果评估提供了可视化工具。该技术能够实时跟踪和量化脑部的分子变化，为神经再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动态数据。　　迈向未来：应对老龄化社会中的脑疾病　　“随着我国逐步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衰老和神经系统疾病带来的社会和家庭压力日益加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李晓光教授强调，近年来，我国在中枢神经损伤修复方面取得了许多原创性成果，尤其是在胶质细胞转分化、新型生物材料研发等方面的突破，已逐步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然而，面对脑重大疾病的挑战，还需要更多学科的加入和协同合作。　　站在“科学突破”与“临床转化”的交汇点，科学家们正在努力将中枢神经的“不可逆损伤”转化为“可修复”的现实，为脑疾病患者带来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