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首个原位转分化创新疗法！纽伦捷生物NRG-103注射液获FDA IND批准

发布时间：2025-08-11 10:30:16 相关企业：搜医药

　　2025年8月11日，纽伦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纽伦捷生物)正式宣布，其自主研发的原位转分化创新药NRG-103注射液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新药临床试验(IND)批准。这一进展标志着全球首个基于原位转分化技术的肿瘤基因治疗正式进入临床研究阶段，开启了颠覆胶质母细胞瘤(GBM)治疗的新篇章。

　　胶质母细胞瘤治疗需求迫切

　　胶质母细胞瘤(GBM)是发病率最高且恶性程度极高的原发性颅脑肿瘤，其侵袭性增长和遗传异质性显著限制了现有治疗方法的效果。几乎所有患者都会复发，长期生存率极低。当前疗法难以根治，开发新型和更有效的治疗手段已成为临床需求的重点。

　　双机制创新设计：溶瘤病毒与原位转分化结合

　　纽伦捷生物推出的NRG-103注射液基于其领先的原位转分化技术平台，通过“溶瘤病毒免疫杀伤+原位细胞转分化”的双重机制，构建了颠覆胶质母细胞瘤治疗的新方法：

　　第一重机制：利用新一代溶瘤病毒选择性靶向并杀伤肿瘤细胞，从而减少肿瘤负担。

　　第二重机制：将残余肿瘤细胞通过原位转分化技术转化为非增殖细胞，阻断肿瘤逃逸路径，有望从根本上解决肿瘤复发问题。

　　这一创新设计既充分考虑了肿瘤的生物学复杂性，又突破了现有疗法在侵袭性肿瘤治疗中的瓶颈。NRG-103注射液在2024年科技部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中获得总决赛优胜奖，显示出其技术的领先性与广阔前景。

　　FDA批准：原位转分化领域的开创性里程碑

　　值得一提的是，NRG-103注射液早在2025年4月便已获得孤儿药(ODD)资格认证，为FDA IND的获批奠定了基础。此次成功申报，标志着纽伦捷生物成为全球首个实现原位转分化肿瘤基因治疗获批正式临床试验的企业。

　　在此前的中国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中，NRG-103注射液已初步验证了其良好的安全性与积极疗效，为正式进入注册临床试验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持。FDA批准不仅是纽伦捷技术平台实力的权威认证，亦展现了其在肿瘤治疗领域核心竞争力的全球领先水平。

　　引领原位转分化技术的广泛应用

　　除了胶质母细胞瘤领域，纽伦捷生物依托其全球领先的转分化因子平台和给药载体开发技术，还在以下多个治疗领域不断拓展创新产品管线：

　　视网膜退行性疾病

　　中枢神经系统损伤

　　退行性疾病

　　其他肿瘤治疗

　　纽伦捷生物始终专注于差异化和颠覆性创新，通过先进技术为全球患者开发更优质、更前沿的治疗方案。在2025年6月，该公司入选科技部首届全国颠覆性技术创业之星榜单，进一步体现其在生物医药领域的领导者地位。

　　结语

　　NRG-103注射液的FDA IND获批不仅标志着原位转分化疗法的重大技术突破，更为全球胶质母细胞瘤患者提供了新的希望。随着临床试验的推进，这一创新疗法有望成为难治性肿瘤领域的颠覆性解决方案，同时推动原位转分化技术在更广泛疾病治疗中的应用。纽伦捷生物将继续发挥其技术优势，致力于为全球患者带来更多创新疗法，改善生命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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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8-14
福泰制药钠离子通道抑制剂VX-993临床试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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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8-07
GLP-1类药物的多重健康益处：糖尿病与肥胖之外的新应用
　　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受体激动剂及共激动剂，统称为GLP-1类药物，近年来因其非凡的疗效备受关注。这类药物包括利拉鲁肽、度拉糖肽、司美格鲁肽及GLP-1R/GIPR共激动剂替尔泊肽等，最初是为治疗2型糖尿病(T2D)而开发的。凭借其明显的降血糖和减重功效，这些药物已被广泛用于糖尿病和肥胖症治疗。而更令人振奋的是，GLP-1类药物在这些核心适应症之外，还展现了多方面的健康益处。　　2025年7月15日，GLP-1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Daniel J. Drucker教授在Cell子刊《Cell Reports Medicine》上发表了题为《The expanding benefits of GLP-1 medicines》的评论文章。文章全面回顾并总结了GLP-1类药物在糖尿病和肥胖症之外的新临床应用进展，为这一研究领域开辟了更广泛的路径。　　GLP-1类药物的已知作用机制　　GLP-1类药物通过多种机制作用于人体：　　胰腺作用：增加胰岛素分泌，减少胰高血糖素分泌;　　胃肠道效应：减缓胃排空;　　中枢神经系统调控：通过激活脑内GLP-1受体，降低食欲、促进饱腹感，从而实现减重。　　正是这些机制，使其成为2型糖尿病和肥胖症治疗中的重要武器。此外，GLP-1类药物在多个临床层面展现了额外疗效，例如改善肾功能、降低心血管事件风险等。　　在非糖尿病及肥胖领域的广泛益处　　Drucker教授的评论进一步阐述了GLP-1类药物在一系列慢性疾病中的潜在应用，以下为研究亮点：　　1. 心血管疾病(CVD)　　多项研究已证实，GLP-1类药物可显著降低2型糖尿病患者的心肌梗死、中风及心血管死亡率，还能改善射血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HFpEF)患者的症状和预后。　　2. 慢性肾病(CKD)　　GLP-1类药物通过改善血糖控制和减轻肥胖对肾脏的压力，显示出保护慢性肾病患者的潜力。　　3. 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　　MASLD是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新分类名称，其与肥胖及代谢紊乱密切相关。GLP-1类药物通过减少肝脂肪沉积表现出积极效果。　　4.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SA)　　因GLP-1类药物可减轻体重和降低肥胖相关风险，已被发现对OSA患者症状改善具有一定意义。　　5. 骨关节炎(OA)　　通过减重和潜在的抗炎作用，GLP-1类药物能够延缓骨关节炎症发展。　　6. 外周动脉疾病(PAD)　　GLP-1类药物可能通过改善血管健康降低PAD患者的症状。　　新兴领域：神经退行性疾病和其他病症　　研究还指出，GLP-1类药物在其他非传统领域也表现出临床前景，例如：　　阿尔茨海默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GLP-1受体激动剂可能通过抗神经炎症和改善代谢功能发挥潜在疗效;　　炎症及物质滥用：初步研究表明，这些药物或许能够改善炎症过程和某些成瘾行为。　　然而，这些新领域的应用仍需进一步研究，以探索剂量反应关系和体重减轻以外的独立机制。　　剂量反应关系与个性化应用的挑战　　尽管GLP-1类药物在降糖和减重方面的治疗剂量已相对明确，但在神经精神疾病或炎症性疾病中，其最佳剂量和疗效时长尚需进一步研究。尤其是某些患者(如涉及神经精神疾病的人群)，体重减轻可能并非理想结果，研究如何准确区分独立于体重变化的健康益处变得尤为重要。　　此外，明确GLP-1作用过程中关键的调控通路，也有助于优化疗效和耐受性。　　总结与展望　　GLP-1类药物最初是为治疗2型糖尿病而开发，而如今已扩展至肥胖症及更多疾病的治疗。从心血管疾病、慢性肾病到神经退行性疾病，其多维度健康益处正在不断被证实。然而，在新领域进一步优化剂量、明确作用机制，并优化个性化治疗方式，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随着研究的持续深入，GLP-1类药物有望不仅仅是“降糖+减重”的代名词，而是成为治疗多种慢性疾病的重要支柱，为更多患者带来福音。

2025-07-28
CAR-T疗法再突破：成功治疗一种难治性自身免疫性脑炎
　　自身免疫性脑炎是一种严重的自身免疫性脑部疾病，患者免疫系统错误地产生抗体攻击大脑，导致记忆力减退、意识障碍、行动困难以及癫痫发作等多种症状。然而，治疗该病的现有方案仍存在诸多局限性。2025年7月23日，德国汉诺威医学院和马格德堡大学附属医院的研究团队发表在Cell子刊Med的一项研究表明，CAR-T(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疗法成功应用于治疗一种难治性抗二酰甘油脂酶α(DAGLA)抗体相关自身免疫性脑炎患者，为解决此类疑难疾病开辟了新路径。　　自身免疫性脑炎背后的挑战　　自身免疫性脑炎是由自身免疫系统错误攻击大脑引起的疾病。其中，与抗二酰甘油脂酶α(DAGLA)抗体相关的自身免疫性脑炎尤为罕见，且往往病情严重。现阶段，常规治疗方法包括糖皮质激素、血浆置换以及单克隆抗体利妥昔单抗，但部分患者对这些药物反应不佳，病情持续恶化。在此背景下，CAR-T疗法因其精准靶向免疫治疗的潜力而备受期待。　　CAR-T疗法治疗难治性脑炎的突破　　在本次研究中，研究团队首次将CD19靶向CAR-T细胞疗法(KYV-101)应用于一名36岁的难治性DAGLA抗体相关脑炎患者。患者此前对多种标准治疗方案无效，病情表现为快速进展的全身性肌阵挛、小脑性震颤、眼震以及四肢瘫痪。血清与脑脊液检测结果显示，抗DAGLA抗体阳性，且与神经元和脑组织发生反应。　　该患者随后接受了单次自体CD19靶向CAR-T细胞静脉输注治疗。治疗后，其病情得到显著改善，血清和脑脊液中的抗DAGLA抗体水平显著下降。更重要的是，脑脊液中的寡克隆带从抗体检测阳性转为阴性。一年随访结果显示，患者的临床症状持续改善。　　研究结果与临床意义　　本研究通过详细的临床和分子检测，展示了CAR-T疗法对难治性抗DAGLA抗体相关脑炎的显著疗效：　　有效逆转疾病：CAR-T疗法显著减少了血清和脑脊液中的抗DAGLA抗体水平。　　长期临床改善：治疗后一年随访，患者的各项症状未复发，临床状态继续向好。　　靶向作用机制验证：脑脊液的病理指标经过治疗得到矫正，证明CAR-T疗法能够从分子层面逆转疾病。　　CAR-T疗法对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潜力　　CAR-T疗法通过靶向B细胞(CD19阳性)，显现出抑制异常抗体产生的强大能力。这一研究为其在治疗对传统疗法无反应的自身免疫性脑炎患者提供了新思路。随着免疫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CAR-T疗法有望在更多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发挥作用，包括那些引发脑部炎症的疑难病例。　　此外，该研究还启示了CAR-T疗法潜在的广泛应用场景，不仅限于血液肿瘤，还可以延伸至自身免疫性疾病甚至神经系统疾病。　　未来展望：开启自身免疫性脑炎治疗新篇章　　本次研究的结果表明，CAR-T细胞疗法具有治疗难治性自身免疫性脑炎的潜力。这一成功案例也为其它对标准疗法无响应的神经系统疾病提供了借鉴意义。　　尽管如此，CAR-T疗法在非肿瘤相关疾病中的应用仍处于初期阶段。未来需要进一步开展大规模临床试验，验证其安全性和疗效。同时，加强对CAR-T在不同类型自身免疫疾病中的机制研究，将有助于开发更精准和有效的个性化治疗方案。　　结语　　CAR-T疗法的成功应用标志着自身免疫性疾病治疗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随着对其治疗范围和作用机制的深入探索，未来有望为更多对传统疗法无效的患者带来希望，也将为医学界提供更多创新的治疗选择。

2025-07-26
解码自闭症异质性：四大亚型开启精准研究与干预新时代
　　自闭症的广阔图景：为何如此复杂?　　自闭症谱系障碍(ASD)以其极端的异质性和千人千面的特质，为科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ASD并不是单一的疾病状态，而是一个涵盖从轻度社交困难到严重发育迟缓等多种特征的连续体，每位患者都展现出独特的行为、认知能力、伴随疾病和体验。这种高度的差异性不仅困扰着临床医生和家庭，也为科学家破解其生物学机制增添了难度。　　为了尝试理解这些复杂多变的表型差异，科学家们不断探索背后的遗传和生物学基础。近期，一项发表在《Nature Genetics》的研究“Decomposition of phenotypic heterogeneity in autism reveals underlying genetic programs”为我们揭示了自闭症多样性背后的核心秘密。这项研究通过一种“以人为本”的全新计算方法，将自闭症儿童群体分解为四个独特亚型，并发现这些亚型各自对应独特的遗传学和生物学机制。　　自闭症研究的难题：多样性带来的迷雾　　传统医学研究常通过寻找“共性”来研究疾病。然而，在自闭症领域，这种方法却面临困境：某一种基因可能对某些患儿至关重要，但在其他患儿中却完全缺失;某些治疗方案对部分患者有效，却对其他患者无效。这种“一刀切”的方法无法捕捉ASD的复杂性。　　为了迎接这一挑战，科学家尝试“以特征为中心”的方法研究自闭症的单一特征(如社交缺陷或语言障碍)。尽管此举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它割裂了特征间的联系，忽略了它们如何共同塑造自闭症的整体表现。换句话说，这种“特征分离”无法完整描述自闭症的全貌。　　基于此，研究团队提出了一种新的“以人为本”的研究范式，强调将个体作为整体考虑。这种方法试图通过人工算法识别自闭症患者中自然聚集的特征组合，进而揭示其背后隐含的遗传和分子机制。　　破解复杂性：生成性混合模型揭示四大亚型　　为了应对自闭症的异质性，研究团队采用了生成性混合模型(GFMM)这一强大的算法工具。GFMM能够从庞大的数据中自动检测出潜在的“特征组合包”，为自闭症儿童划分出更精准的亚型。　　研究利用SPARK数据库中5,392名儿童的239项详尽表型数据，涵盖其行为、社交能力、情绪状态以及发育里程碑。在分析中，GFMM模型不仅追求分类的数学最优性，还结合了临床意义，最终稳定地将这些儿童划分为四个具有独特特征的亚型：　　中度挑战型(Moderate challenges，占比34%)：表现为核心自闭症特征(如社交沟通和重复行为)上的轻度至中度困难，同时共病较少。一种典型的“谱系代表”。　　广泛影响型(Broadly affected，占比10%)：受广泛且严重的困难困扰，包括明显的社交障碍、重复行为、发育迟缓以及焦虑和情绪问题。其症状组合最为复杂。　　社交/行为型(Social/behavioral，占比37%)：其核心表现是社交沟通困难以及注意力缺陷与行为问题，并无显著发育迟缓。　　混合型ASD伴发育迟缓(Mixed ASD with DD，占比19%)：呈现显著的发育迟缓，如语言晚开、自主行走时间延迟，但在行为问题上的表现轻于广泛影响型。　　四大亚型的意义：亚型间的特质差异　　通过对四个亚型的深入分析，研究进一步发现，这些亚型不仅在表现上截然不同，其生物学基础也呈现独立性：　　症状形态：亚型分布显现出显著的特征组合规律。例如，“社交/行为型”虽然存在严重的行为问题，却无发育迟缓;而“混合型ASD伴DD”则受早期发育问题的深刻影响。　　共病条件：广泛影响型的共病负担(如焦虑和情绪障碍)显著高于其他亚型，而中度挑战型的病理负担最轻。　　诊断年龄：存在发育迟缓的两个亚型(如“混合型ASD伴DD”)的确诊时间显著早于其他群体。　　这些发现表明，自闭症并非单一疾病，而是由多种不同生物学“程序”运行的结果。　　遗传层面的发现：不同亚型有不同的遗传信号　　研究还深入探讨了每个亚型的遗传基础，包括常见遗传变异与罕见遗传变异：　　常见变异：在ADHD多基因风险评分(PGS)上，“社交/行为型”和“广泛影响型”的得分显著升高;这一趋势表明其注意力障碍可能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　　罕见变异：广泛影响型的儿童携带最多且最具破坏性的新生突变(De Novo Variants, DNVs)，可能引发大规模认知和发育损伤。而混合型ASD伴DD的儿童不仅携带更多DNVs，还显示出遗传性罕见基因突变的显著富集。　　发育时间点：另一个关键发现是，基因突变发生的时期决定了临床表型的不同。例如，早期高表达基因的突变通常导致发育迟缓，而后期高表达基因的突变更多与社交和行为问题相关。　　展望未来：精准干预的曙光　　这项研究不仅描绘了自闭症多样性的内在图景，还为未来的个性化干预提供了可能性：　　精准分型诊断：临床医生可依据亚型划分设计分层干预策略，从“社交技能训练”到“早期发育支持”，针对不同亚型采取定制化措施。　　多维遗传咨询：基因分析可以提供更精准的风险预测，为家庭提供早期干预建议。　　新治疗靶点：基于遗传和生物通路的深入挖掘，开发靶向不同亚型的疗法，提高治疗效果。　　结语：科学发现推动理解和包容　　这项开创性研究首次以数据驱动的方式将自闭症内部分为四个明确的亚型，为我们理解ASD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打开了新的大门。对于自闭症个体和家庭而言，这项研究传递了一个重要讯息：他们的独特之处正在被科学所理解和关注，而这种理解是提供精准支持和干预的起点。　　通往ASD个性化医学的道路刚刚开始，而这项研究无疑是其中的里程碑。

2025-07-16
阿尔茨海默病新药Donanemab在欧洲遭遇审批拒绝
　　在最新的审批进展中，欧洲药品管理局(EMA)对礼来公司开发的阿尔茨海默病新药Donanemab(商品名Kisunla)作出了否决决定。该药物未能获得上市批准，理由是其对于减缓认知衰退的效果不足以抵消患者可能面临的严重脑部副作用。　　EMA拒绝上市的主要原因　　1. 安全性问题：脑肿胀风险与死亡事件　　EMA拒绝批准Donanemab的核心原因之一是该药物引发的淀粉样蛋白相关影像异常(ARIA)。临床数据显示，接受Donanemab治疗的患者中，有36.8%的人出现ARIA现象(包括脑肿胀和出血)，而安慰剂组仅为14.9%。尤其有1.6%的患者出现了严重ARIA反应，且3例死亡事件明确归因于ARIA引发的并发症。　　尽管在美国FDA和中国NMPA等其他地区，监管机构同样关注ARIA风险，但认为Donanemab能显著延缓认知衰退(35%)，因此决定批准其上市，并且加以警告和严格的监控要求。相比之下，EMA则更倾向于关注药物的风险控制，认为现有数据不足以支持其广泛使用。　　2. 疗效存在争议　　Donanemab在临床试验中的疗效显示，早期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认知衰退有所延缓，约为35%(在低/中Tau水平组别)。但整体数据仅显示22%的减缓(iADRS评分差异为2.9分)。一些次要评估指标(如CDR-SB评分)未能达到预设的临床效果阈值，限制了该药物的实际临床意义。　　对于药物的疗效，EMA持谨慎态度，认为尽管其能够延缓认知衰退，但实际对患者生活质量的改善程度有限，特别是在高风险群体中(例如APOE4基因携带者)，ARIA的发生率较高，可能会削弱药物的潜在益处。　　3. 试验设计的科学问题　　Donanemab的临床试验设计中，患者在通过PET扫描确认清除大脑淀粉样斑块后，便会转为接受安慰剂治疗。EMA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这种“动态停药”的机制可能会影响长期疗效的评估，并且一旦停止治疗，斑块可能会重新积累，影响药物的持续效益。　　此外，试验还排除了Tau蛋白水平极低的患者，而这类患者可能处于阿尔茨海默症的早期阶段。EMA认为，这一设计可能使得药物适应症的界定不够明确，影响了对药物的全面评价。　　否决决定的全球影响　　1. 其他地区的使用现状　　目前，Donanemab已经获得美国、中国、日本等国家的批准，并在这些市场投入使用。然而，药物的实际应用仍受到高昂价格(美国年费用约3.2万美元)和严格监测要求的限制。例如，在英国，尽管该药物已获批准上市，但因费用问题，国家卫生服务体系(NHS)未将其纳入医保范围，患者需自费购买。　　临床医生普遍对该药物持谨慎态度，更多倾向于选择安全性较高的同类药物(如Leqembi)，或者对患者进行严格筛选，以降低ARIA风险，确保治疗的安全性。　　2. EMA否决的连锁反应　　虽然EMA的决定不会直接影响其他国家的批准，但这一拒绝可能会促使一些国家重新审视该药物的安全性。例如，英国国家健康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ICE)此前曾因安全性问题拒绝Leqembi和Donanemab的医保覆盖，EMA的立场可能影响其他国家对药物的进一步评价和批准。　　此外，礼来公司可能会通过补充长期安全性数据或调整药物使用方案，重新向EMA申请批准。　　3. 患者需求与学界观点　　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群体对Donanemab的期望极高，EMA的拒绝决定引发了一些患者组织的强烈反应。比如，Alzheimer Europe等组织批评该决定忽视了早期治疗对患者及其家庭的意义，认为药物的上市对于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至关重要。　　在学术界，针对药物疗效和安全性的争议依旧存在。一部分专家支持EMA的审慎态度，认为淀粉样蛋白假说尚未得到充分验证，而Donanemab可能会加速脑萎缩。然而，也有学者认为，清除淀粉样斑块是修改疾病进程的关键步骤，ARIA等副作用在可控范围内。　　未来展望　　1. 长期安全性与真实世界数据　　为了更好地评估Donanemab的安全性和疗效，上市后进行长期监测将是必不可少的。这包括对ARIA与死亡率的进一步跟踪研究，以及药物在实际临床环境中的效果评估。　　2. 个体化治疗与精准筛选　　为了降低风险并提高疗效，未来的治疗策略可以更加注重个体化治疗，结合基因检测(如APOE4基因筛查)和Tau蛋白水平分层，精准确定药物的适应人群。　　3. 降低价格与提高药物可及性　　考虑到Donanemab的高昂价格，未来可能需要通过降低治疗费用并与医保进行谈判，以确保更多患者能够负担得起该药物，从而平衡创新药物的经济负担和广泛使用的需求。　　总之，虽然Donanemab在欧洲遭遇了审批上的挫折，但它在全球其他地区的批准显示了它在阿尔茨海默症治疗领域的重要突破。未来，随着更多临床数据的积累和安全性评估的深入，Donanemab可能会为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2025-04-03
重大发现：朊病毒或成胶质母细胞瘤治疗新靶点
　　胶质母细胞瘤(GBM)是一种极具侵袭性的脑癌，其治疗难度大、死亡率高，成为医学领域的一大挑战。据估计，巴西每年新增GBM病例在10000至12000例之间。GBM约占所有脑瘤的49%，但其患者的生存期极短，诊断后通常仅能存活约12个月。因此，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找新的治疗策略，以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目前，GBM的常规治疗方式包括手术切除、放疗和化疗。主要使用的化疗药物是替莫唑胺(TMZ)，但即便如此，该疾病仍极易复发，并且复发后的肿瘤通常更加具有侵袭性。针对这一挑战，巴西圣保罗大学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ICB-USP)的一项新研究揭示了一种可能影响GBM进展的关键蛋白——朊病毒(Prion Protein, PrP) 。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BMC Cancer 期刊上。　　　　朊病毒在GBM中的关键作用　　研究团队发现，朊病毒在GBM的生物学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该蛋白在健康人体中广泛存在，主要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可调节大脑可塑性，并参与记忆形成和神经元交流。然而，研究人员在分析GBM患者样本时发现，侵袭性较强的肿瘤中朊病毒的表达水平显著升高，这引发了他们的兴趣，并促使他们深入探究该蛋白与GBM之间的关系。　　肿瘤干细胞与复发机制　　Lopes教授解释，GBM的治疗瓶颈在于肿瘤干细胞 (胶质母细胞瘤干细胞)的存在。手术和替莫唑胺疗法能够杀死快速增殖的肿瘤细胞，但部分肿瘤干细胞仍潜伏于脑组织中处于休眠状态。一旦这些细胞被重新激活，它们可以再次启动肿瘤生长，导致癌症复发。　　她指出：“肿瘤干细胞具有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它们可以在静止状态下隐藏一段时间，但一旦‘苏醒’，便能快速繁殖，重建肿瘤结构。”　　基因编辑揭示朊病毒影响　　为了深入了解朊病毒对GBM干细胞的影响，研究团队进行了体外实验。他们发现，当培养GBM干细胞时，朊病毒的水平显著上升，表明该蛋白在调节肿瘤干细胞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后，研究人员使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阻断了GBM干细胞中的朊病毒表达。实验结果显示：缺乏朊病毒的肿瘤干细胞，其增殖能力和侵袭能力均显著下降。这表明，朊病毒可能是GBM治疗的潜在靶点。　　Lopes教授表示：“虽然朊病毒可能不是GBM发展的唯一驱动因素，但它很可能在多个信号通路中起作用。因此，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它的其他作用机制，以及它与其他关键分子的相互作用。”　　　　朊病毒与CD44的相互作用　　在进一步研究中，团队发现朊病毒与CD44蛋白存在相互作用。CD44是一种已知的癌症干细胞标志物，在乳腺癌和结肠癌等多种癌症的细胞浸润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Lopes教授指出：“我们最近发现，朊病毒能够调控CD44的表达。目前，我们正在研究这两种蛋白如何相互作用。已有的实验结果表明，朊病毒可以作为一种支架，在细胞膜上创建多蛋白信号传导平台，使肿瘤细胞能够存活和增殖。当我们通过基因编辑技术阻断朊病毒后，发现其缺失会抑制肿瘤细胞的自我更新、迁移和浸润能力。”　　临床应用展望　　尽管该研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但目前尚无法预测这些发现何时能够应用于临床治疗。Lopes教授强调，这项研究属于基础研究，将其转化为实际治疗方案仍需要多年时间。不过，该研究为未来GBM的新型靶向治疗策略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她总结道：“我们正在逐步揭示朊病毒如何调节GBM肿瘤生物学，并研究它与其他关键分子的相互作用。这项研究有望为GBM患者带来新的治疗选择，提高生存率，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2025-03-19
新发现：HDAC2-AS2长非编码RNA在肝细胞癌免疫逃逸中的关键作用
　　肝细胞癌(HCC)是全球癌症相关死亡的第三大原因，仅次于肺癌和胃癌。HCC通常与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相关，且一旦被诊断，患者大多数处于疾病的晚期，五年生存率低于50%。近年来，免疫治疗的兴起使得科学家们开始关注肿瘤微环境(TME)在癌症发展中的作用，尽管如此，HCC的免疫逃逸机制仍然复杂且尚未完全明了。　　近日，国际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s》发布了一项新研究，题为“HBV相关肝细胞癌通过长非编码RNA HDAC2-AS2抑制抗肿瘤CD8+ T细胞”，该研究由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科学家们牵头，揭示了长非编码RNA(lncRNA)HDAC2-AS2在肝细胞癌免疫逃逸中的重要作用，为肝癌的治疗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肝细胞癌中的肿瘤微环境与免疫逃逸　　肿瘤微环境是肿瘤细胞生存的“土壤”，包括免疫细胞、细胞外基质以及各种信号分子。在肝细胞癌中，肿瘤细胞通过复杂的机制抑制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从而逃避免疫监视。长非编码RNA(lncRNA)是一类不编码蛋白质的RNA分子，近年来被发现广泛参与肿瘤的发生、发展以及免疫逃逸的调控。尽管如此，lncRNA在肝细胞癌中的具体作用机制尚不清楚。因此，研究人员专门探讨了这些分子在免疫逃逸中的潜在作用。　　　　HDAC2-AS2在肝细胞癌免疫逃逸中的作用　　研究人员首先通过筛选多种HCC细胞系，发现HDAC2-AS2在TGF-β信号通路激活后表达显著上调。TGF-β是一种在肝癌发生和进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细胞因子，HDAC2-AS2的高表达与HCC患者的不良预后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HDAC2-AS2的高表达并不直接影响肿瘤细胞的增殖，研究人员因此推测HDAC2-AS2可能通过其他机制参与肝细胞癌的免疫逃逸。　　进一步的实验揭示，HDAC2-AS2通过细胞外囊泡(EVs)被肿瘤细胞分泌到肿瘤微环境中。这些EVs作为“信息传递者”，将HDAC2-AS2送入肿瘤周围的免疫细胞，尤其是CD8+ T细胞。研究表明，HCC患者血液中的EVs所携带的HDAC2-AS2水平显著高于健康人群，这提示HDAC2-AS2有潜力作为肝癌早期诊断的生物标志物。　　HDAC2-AS2与免疫逃逸的关系　　HDAC2-AS2进入免疫细胞后，会与细胞内的CDK9蛋白结合。CDK9是一种关键的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对T细胞的激活和功能至关重要。HDAC2-AS2与CDK9结合后，导致CDK9蛋白水平下降，进而抑制CD8+ T细胞的抗肿瘤功能，表现为细胞耗竭和凋亡的增加，抗肿瘤活性显著降低。这个发现揭示了HDAC2-AS2在肝细胞癌免疫逃逸中的关键作用。　　HDAC2-AS2与免疫治疗的关联　　此外，研究还发现，肝细胞癌中HDAC2-AS2的高表达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PD-1抗体)治疗的敏感性相关。PD-1是一种免疫检查点蛋白，抑制其活性能够恢复T细胞的抗肿瘤功能。研究显示，HDAC2-AS2可能通过调节CDK9蛋白的作用，间接影响免疫治疗的效果。进一步的单细胞RNA测序技术分析表明，免疫检查点阻断治疗能够增强CD8+ T细胞的功能，这进一步确认了CDK9在肝癌免疫治疗中的重要性。　　未来展望　　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希望能够通过进一步探讨HDAC2-AS2及其相关机制，找到更多有效的免疫治疗策略，为肝癌患者带来更多的生存希望。通过精准治疗，患者有望获得更长的生存期，并提高生活质量。　　总的来说，HDAC2-AS2作为一个新的分子靶点，为肝细胞癌的免疫逃逸机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也为未来的精准治疗开辟了新的方向。

2025-03-18